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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澄清克裡就敘問題表態 堅稱阿薩德已無合法性

美澄清克裡就敘問題表態 堅稱阿薩德已無合法性

美澄清克裡就敘問題表態 堅稱阿薩德已無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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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華盛頓3月16日電 (記者 刁海洋)美國務卿克裡15日有關敘利亞問題的表態引發外界猜測。美國務院16日就此做出澄清:美國願意與敘政府進行談判,但敘總統巴沙爾·阿薩德已無“合法性”。美方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不變。

  克裡15日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采訪時表示,解決敘利亞危機沒有軍事解決方案,隻有政治解決方案,最終還是要靠談判解決。他說,“我們要繼續向他(阿薩德)施壓,讓他能夠同意談判。”

  在當天的采訪中,克裡並未重申阿薩德“必須下臺、已無合法性”的一貫立場。克裡當天的言論被媒體普遍解讀為美國願意直接與阿薩德進行談判,美國可能會軟化在阿薩德前途命運上的立場。

  在美國務院16日舉行的例行發佈會上,發言人普薩基對此做出澄清。她表示,美國願意與包括敘政府代表在內的有關各方進行談判,但並非與阿薩德本人。她重申,阿薩德已失去“合法性”。美國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不變。

  俄羅斯政府本月初宣佈,計劃於今年4月再次舉行敘利亞問題國際會議,討論政治解決當前危機的途徑。

  對此,普薩基回應稱,美方尚未收到邀請。她還表示,美方目前不會通過第三方與敘政府進行間接對話。

  敘利亞危機持續至今已有四年之久。根據聯合國的統計,超過20萬人在這場危機中喪生,敘國內近一半人口流離失所。為解決這一危機,國際社會曾舉行過兩次敘利亞問題國際會議。但由於各方分歧較大,會談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

  敘總統阿薩德16日就克裡的表態回應稱,“我們想要看到美國的實際行動再做決定。”他當天在接受一傢伊朗電視臺采訪時表示,美國必須停止支持敘利亞反對派的行為。

  美常務副國務卿佈林肯本月13日宣佈,美國務院正與國會協作,以向敘利亞反對派追加約7000萬美元的援助。(完)

(原標題:美國務院澄清克裡就敘問題表態 堅稱阿薩德已無“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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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餐廳需憑票入場 作為國傢福利隻供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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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傢| 新華社記者勇闖朝鮮中餐館

  新華網北京6月28日電 據“新華國際”客戶端報道,新華社駐平壤分社辦公室旁邊有一傢朝鮮冷面館,甭管春夏秋冬,一到中午,總是門庭若市。

  一天,記者也想進去看看,到門口被攔住,“有票嗎?”

  在朝鮮,許多價格極其低廉的餐廳都不是想進就能進,而需要憑票入場。因為這些餐館作為朝鮮黨和國傢福利,隻提供給本地人,外國人要想體驗一番,往往難如上青天。前兩天,記者就“偶然地”進去瞭一傢。

  【憑票入場】

  2014年11月25日的朝鮮內閣機關報《民主朝鮮》刊登瞭一篇名為“香滿樓大眾食堂”的文章,裡面說在當年“光明星節”(2月16日,這是朝鮮最重要的節日之一)舉辦的全國料理技術競賽中,“香滿樓”一舉奪魁。

  從外表看,這傢店的深褐色圓形建築風格讓人有一種古代酒樓的即視感,招牌上用朝文和中文分別寫著“香滿樓大眾食堂”、“香滿樓酒傢”幾個醒目大字。

  在今天的朝鮮,除瞭一些古跡和領導人特批的地點外,幾乎很少看到建築物上有中文標示,光是看到這幾個字,記者的熱淚就差點伴隨思鄉之情一起湧出來。

  飯店入口處有大批朝鮮群眾正排隊進入,可能是因為周六的緣故,食客特別多。記者隨著朝鮮民眾正準備進去,忽然被門口服務員攔下,“請出示介紹票”。

  介紹票?這下可把記者難到瞭。記者定瞭定神,問服務員,哪裡能買票?她手向左一指,“那邊就有”。

  記者順著環形走廊,走到盡頭,看到一個房間,正面露出一個低矮的小窗口,裡面坐著一位服務員。記者蹲下身子,努力探著頭,和裡面對話:

  新華國際客戶端:請問,這兒賣介紹票嗎?

  服務員:介紹票不賣,而是領取制,今天限量票已全部發給平壤市民、軍隊士兵瞭,明天早上再來領吧。

  無奈的記者正準備打道回府時,走過來一位領導模樣的女同志,記者趕緊抓住機會,誠摯地向她表明來意,終於從她手裡得到一張限額為5人的“介紹票”(這裡的介紹票都是團體票,最小單位是5人)。

  記者仔細看瞭看這張來之不易的“飯票”:上面印著兩個藍色圓形小戳,中間寫著“點心”,時間為“主體103年11月29日中午12時”(註:主體歷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自1997年起使用的歷法,年號為主體,追尊主體思想創立人金日成的出生年1912年為元年)。

  隨後,記者舉著票,理直氣壯地向餐廳走去。看門的服務員看到記者出示介紹票時,明顯有些驚訝,好像在說:你們怎麼弄到的?

  【3元一餐】

  按照服務員的指示,記者一行到前臺,憑“票”交錢,一共17250朝幣(約合15元人民幣),平均每人3元。當時記者心裡一陣偷樂,以為是國內的自助餐,買瞭票進去隨便吃,等真正進瞭餐廳才發現如意算盤打得太早。

  就在記者徑直走進一樓大廳,準備落座時,飯店內部人士經過商議,把記者在內的“老外”們帶到瞭二樓的大包間單獨用餐。

  包間內共有3、4張桌子,大概可容納20人左右。包間內的櫃子上,擺著一臺電視和一套音響。但服務員並沒有為記者打開。

  一位懂中文的年輕女服務員進來為記者服務。她說,記者的“介紹票”含一份套餐,包括兩個冷盤(一塊雞腿肉、一碟涼拌魷魚)、100克撈面、一籠粵式點心(這麼豐盛!真是出乎意料),如果要點其他炒菜和主食還需另按美元付費。

  記者不解,剛剛在一樓大廳明明看到有朝鮮當地人在吃炸醬面。服務員解釋說,客人可以憑票選擇到不同大廳吃飯,而不同廳供應的套餐不同:分別專供點心、炸醬面、蔬菜包等,而記者好不容易弄到的“介紹票”其實是就是“點心餐票”。

  由於記者的介紹票包含5人套餐,雖然記者一行隻有4人,但服務員還是按照5人份上菜。幾位服務員輪流上菜,不一會兒,桌子就擺滿瞭。

  點心組合很精致,包括一個裡面夾著花生醬的流沙包、一個麻團、三個面粉做的圓形的小點心。

  可能是記者當時已饑腸轆轆,或是很久沒有嘗到傢鄉的味道,覺得那點心有些“金鼎軒”的感覺。

  至於所謂的港式“撈面”裡面,放瞭豬肉塊、凍豆腐、胡蘿卜和薄薄的雞蛋片,咬一口是濃濃的黑胡椒味,正宗與否就不說瞭。

  畢竟在中餐館,為瞭體驗一把久違的中餐,記者點瞭幾道傢常菜:香菜羊肉、炒時蔬、烤扇貝、紅燒魚丸。盡管4個人怎麼努力吃,終究還是沒有吃掉這5人份套餐。最後,兩三個服務員上來,為我們打包。

  至於口感,一方面因人而異,另一方面要求也不能太高,各位說呢?

  【朝鮮兩代領導人親臨的中餐館】

  新華國際客戶端瞭解到,這裡掌勺的廚師雖然是朝鮮人,但很多都在中國短期學習過,並且曾在全國料理大賽中獲得過不俗成績。

  值得一提的是,金正日和金正恩兩代領導人都曾親自來“香滿樓”視察,金正日更是在1989年和2010年來過兩次。服務員自豪地說,“領導人來指導工作時還在頂層的宴會廳品嘗瞭這裡的中式料理,均表示十分滿意。”

  對於朝鮮百姓來說,雖然香滿樓的味道或許不及雇有中國廚師的中餐廳那麼地道,但吃慣瞭朝鮮料理,周末來換換口味也還是不錯的。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上臺以來,朝鮮各地湧現瞭不少特色餐館,很大程度上方便瞭朝鮮百姓以及記者這樣長期駐朝的“歪果仁”。

  (記者陸睿,編輯朱東陽,新華國際客戶端獨傢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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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魚淚:梯級水電站鋪開 多種魚類頻臨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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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5月的最後一天,重慶的江面上薄雲遮日。距離重慶市區近40公裡的下遊,中壩島將昏黃的長江水一分為二。下午3時左右,中壩的大溪口渡口越來越熱鬧。一艘藍色的小渡輪,突突突地載著幾十筐新鮮蔬菜和十幾位菜農,從中壩島駛向對岸。張彬擠在大筐小筐的西紅柿、茄子、青椒和豇豆中,悶熱的船上混雜著泥土的菜香、劣質的柴油味和無處不在的汗臭。對張彬來說,告別5月意味著一件事:禁漁期臨末。在未來的幾個月裡,這個約莫40歲光景的男人會和島上一些村民一樣,不再種菜,轉而捕魚。為此,他和妻子合計後,把那艘銹跡斑斑的小漁船拆得稀爛,值錢的都賣給瞭收荒匠。又花瞭兩萬元左右定做瞭一艘新船。張彬的妻子略微擔憂,幾年前,還能從長江裡捕到巴掌長的魚,現在——她用拇指和食指比劃——“就那麼點”。過去,大多數村民,會在夏天捕魚為生。7-9月份是他們傳統的捕魚季。除去頭年的12月份到第二年5月份的禁漁期,以及長江的汛期外,漁民每年打魚平均能掙到5萬元左右——和他們辛苦種一年菜賺的錢差不多。“普通的魚,可以賣到每斤50元,江團(長吻鮠)可以賣到每斤300元!”但這樣的殷實日子,隨著小南海水電站奠基儀式拉開帷幕,將變成未知數——工程一旦完成,整個中壩島上的幾千村民,未來將不得不搬遷到一江之隔的木洞鎮去。擺在張彬面前的,不僅是新的生活,還意味著他們一半的生計——捕魚,可能畫上句號。細微的變化已經出現,在中壩島最南端,一大塊剛碾壓平整的沙石地,很不和諧地出現在菜地和玉米地中間,那裡立著一塊約1米高的黑色石頭,上面鐫刻著幾個紅色字體:重慶小南海水電站奠基紀念。落款時間是2012年3月29日。最後的保護區站在此地眺望,長江兩岸景色無異於任何一個江畔的新興工業區。珞璜火電站的三根高煙囪,和對岸的小南海水泥廠遙相呼應。諸多基建設施裡,隻有小南海水電站爭議最大。和長江幹流上另外兩座水電站——葛洲壩水電站以及三峽水電站一樣,小南海在奠基之前就被卷入輿論漩渦,有觀點認為造價約320億元的小南海水電站經濟效益奇差——據NGO組織大自然保護協會提供的數據:小南海設計年平均發電量僅是與其相鄰的金沙江下遊四個梯級和三峽水電站年平均發電量的3%。然而,單位千瓦投資規模卻是這幾個相鄰電站的2-4倍。更大的質疑來自國內的魚類研究專傢、環保NGO組織以及媒體:小南海水電站所在流域,正是長江中上遊珍稀、特有魚類國傢級自然保護區,這也是長江幹流上唯一一個國傢級的自然保護區。長江水資源保護局前局長翁立達告訴《南都周刊》記者,2000年,為彌補三峽工程對長江珍稀魚類生存環境的破壞,國務院將原四川省長江合江——雷波珍稀魚類自然保護區升格為國傢級自然保護區。五年後,為瞭給處在保護區內的向傢壩、溪洛渡兩座大型水電站讓路,國務院將保護區遷移調整至重慶三峽庫區庫尾到宜賓向傢壩壩下的江段,還增加瞭赤水河幹流以及岷江幹流的宜賓至月波江段作為補充,並更名為“長江上遊珍稀、特有魚類國傢級自然保護區”。在2005年的調整中,小南海水電站的壩址——中壩島剛好位於調整後的保護區內。然而,2010年11月,國傢級自然保護區評審會議通過瞭重慶市“關於調整長江上遊珍稀特有魚類保護區范圍”的申請,為水電站拿到“路條”掃清瞭障礙。該申請主要是把保護區范圍縮小1460.4公頃,調出長度22.50公裡,將石門鎮至地維大橋由緩沖區調整為實驗區,長度73.30公裡。如此調整,小南海水電項目的規劃范圍正好被劃出保護區。小南海工程公佈後,立即引發魚類專傢和NGO組織的擔憂和抗議。中國著名魚類研究專傢、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曹文宣院士解釋說:“小南海大壩建成後將成為一道巨大的屏障,阻斷洄遊性魚類向上遊或下遊遷移的通道。”具體地說,一旦小南海水電站的大壩建成,整個三峽可以看作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大水庫。像白鱘這樣的極危魚類或其他長江特有魚類,無法洄遊到上遊產卵繁殖,也不能自由往來覓食,這些珍稀物種勢必瀕臨滅絕。從2007年起,相關科研單位在保護區重慶段連續兩年的實地調查結果顯示:2007年3-7月,小南海江段通過的長江魚類卵苗量多達160億尾;2008年3-7月則有140億尾。而在此江面攔江豎起一座大壩水電站,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長江上遊100億尾珍稀特有魚類魚苗的消失。有國內生態學者評論說:“很少見到這樣一個可以導致至少10多種物種迅速滅絕的項目,這不能不慎重。”面對質疑,重慶開始尋找應對之策,並提出瞭“補救性方案”:即仿建魚類生態通道和人工增殖放流。籠中蛟龍所謂人工增殖放流,就是從長江裡捕捉野生魚類,進行人工取卵取精,人工授精,繁育出幼苗,放入長江,這樣可以增加種群數量、延續物種。但人為幹預能否拯救長江瀕危魚類種群,或許中華鱘的命運就是答案。自從1971年,長江西陵峽出口處的葛洲壩水電站開工修建,中華鱘這種恐龍時代就存在的最古老魚類之一,洄遊至金沙江一帶產卵的必經路徑一下被截斷。中國水產科學院長江水產研究所研究員危起偉,從葛洲壩截流後不久的1984年就開始研究中華鱘。他回憶,那會兒長江裡大約還有2000-6000尾中華鱘。之後每況越下,到2000年左右,隻剩下200-500尾。事實上,就在葛洲壩截流後不久,長江水產研究所就和葛洲壩集團中華鱘研究所承擔起人工增殖放流的任務,至今已有29年。那麼依賴人工繁殖的中華鱘,是否出現轉機?帶著疑問,《南都周刊》記者來到荊州市太湖港倉庫附近的中華鱘飼養基地。在一個兩人高的人工飼養池,我們見到瞭號稱“長江蛟龍”的中華鱘。幾名戴著草帽的清潔工正在清理這個約200多平米的水池。渾濁的池水,從水池中央的泄水管排放出去。幹凈的地下水,正從池沿上方的一個碗口大的水管裡傾瀉而下。五十多尾一米左右長的中華鱘,正轉著圈來回巡遊。渾水越來越淺,中華鱘遊到瞭淺水處,無法再往前遊瞭。它們那總是歪向左邊的尾巴,開始使勁搖擺,尾巴卷起水浪,發出清脆的嘩嘩聲,在這個強大的推力下,它們的身子被推向深水處。飼養基地的場長李羅新,看著這些籠中蛟龍,頗為感慨。1981年葛洲壩截流前的每年七八月,一群七八百斤重,紡錘形,批五行硬鱗的黑色大魚,遵循著上億年的本能,搖擺著歪向一邊的長尾巴,從大海裡慢慢逆流遊向長江金沙江下遊,以及長江上遊的八百裡河段,並在這個河段的20處產卵場產卵。接下來,它們會在八百裡河段度過瞭一個冬天。第二年10月底,產完卵後,中華鱘再遊回大海……然而,葛洲壩建成後,這個過程被中斷瞭,中華鱘的數量開始急劇下降,成為國傢一級保護動物,然後又進入瀕危動物名單。最後,“長江蛟龍”不得不遊進逼仄的飼養池。剛開始,魚苗繁殖成功後,不到20天就死亡瞭。這個問題,一度成為飼養基地中華鱘人工繁殖的瓶頸。1997年,在改進基礎設施、水溫、水質和飼料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後,瓶頸得到突破。幼魚苗也從最初的五六厘米長增長到10厘米左右。1998年左右,人工繁殖的中華鱘可以達到10-20萬尾的批量生產瞭。實際上,從1983年到1998年,長江水產研究所一共向長江裡投放瞭400多萬尾人工繁殖的中華鱘。放流的地點,主要在宜昌和荊州一帶。然而,中科院水生研究所在後來做出的資源評估調查的結果並不樂觀: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幼魚放流,對補充中華鱘資源增長並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人工放流的魚隻占資源總量的3%-5%。而同時顯示中華鱘產卵群體較大壩截流前下降瞭50%。“成活,不是指長江,有的是在海裡面。但是這個(成活率)沒有確切的數據,我們也在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比如我1998年放的魚,到現在還沒有從大海裡回來。”李羅新說,“1998年放瞭兩萬多。成熟之後才會回來。按道理,雄的成熟的要14年,雌的要18年。現在還沒到那個時間節點。”“我們還在等待。”而另一個補救措施“過魚設施”,在中國論證瞭近半個世紀,專傢、主管部門、建設方總是無法達成共識——結果就是,葛洲壩沒有魚道、三峽工程也未修建魚道。如今,過魚設施被重提。作為小南海水電站魚道研究設計專傢之一,危起偉說打算在重慶小南海做一個水利模型,並在水利模型上加一個魚道來試驗。現在,這個模型還沒開始做,“我們想做一個1比1的實體模型,但涉及到投資的問題,還沒有被對方接受。”瀕危魚類研究專傢張輝博士告訴《南都周刊》記者,即使是小南海水電站的魚道修建成功,也不能讓所有的魚類都通過。“魚的大小和生活習性都不一樣,目前在國際上綜合性的魚道還很少有成功的案例。”被大壩截斷的命運自從葛洲壩截流,洄遊性魚類就淪為瞭大壩下的囚徒。29年前,就在研究機構開始人工繁殖中華鱘的同時,野生中華鱘的產卵場,被迫從長江金沙江一帶,轉移到葛洲壩以下30多公裡處。如今這個唯一的產卵場位於繁忙的宜昌港附近。但卻因空間不夠,產卵過於集中,很多魚都喜歡吃中華鱘的卵,導致魚卵損失很多。同時,碼頭建設、船舶頻繁航行停泊、污染等人類活動,對集中在此的中華鱘棲息和產卵均造成直接威脅。諸多因素中,長江水產研究所的杜浩博士認為,水電工程還是最主要的影響。“捕撈也有影響,但資源有一定的量,你不會把它捕盡;挖沙,在這兒挖瞭,你隻要保持住長江的通聯性,它會跑那一塊兒;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污染的影響在長江流域也是存在的,但面對污染,水生生物至少可以選擇遷移。但通道被阻礙,比如把葛洲壩下遊中華鱘的產卵場被填瞭,它就沒有選擇瞭。最大的人為幹擾始於2003年。“三峽大壩截流以後,產卵場區域水溫變化減緩帶來瞭滯溫效應,導致中華鱘推遲瞭產卵時間達一個月左右。和人類一樣,該產卵的時候不能產卵,會影響到其生理發育和胎兒的正常成長,甚至導致難產。”2007年首次出版的《長江保護與發展報告》稱。這份報告是在2007年首屆“長江論壇”後形成,對長江鱘類的數量和種群變化有詳盡統計。數據顯示,自從葛洲壩截流以來,每年回到產卵場的成熟鱘魚下降50%-75%,而且從1995年開始種群結構發生顯著變化,雄魚銳減,到瞭2004年秋,雌雄比甚至高達18比1,“必將導致中華鱘繁殖困難,長期而言,遺傳多樣性將喪失,結果導致自然種群的絕跡。”其他鱘類的命運,和中華鱘並無二致。“水中大熊貓”白鱘,學名中華匙吻鱘(因吻部類似象鼻,也稱“象魚”),正是葛洲壩的最大受害者。1996年,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IUCN)紅色名錄認定白鱘為極危(CR),這種長江最大的淡水魚也成為瞭所有鱘科裡最接近滅絕的種群。2003年1月9日,一尾被南京漁民誤捕的長江白鱘,在搶救27天後,終因心力衰竭,死於江蘇昆山東方中華鱘養殖基地。這隻還沒有來得及命名的白鱘,也是目前發現的最後一隻長江白鱘。危起偉說,同年有人在四川宜賓發現瞭一條3.5米長的白鱘。但在三峽水電站落成後,長江中上遊就再沒有白鱘的蹤跡被報道過。“白鱘處於食物鏈的頂端,吃的魚比較大,要求的食物供給大,十公斤的魚才能養活一公斤的白鱘,因此需要很多資源才能養活。並且,它產卵之後,必須從葛洲壩上面下來。但是下來之後,可能沒有適合它繁殖的地方,它再要上去,就上不去瞭。如果再過20年,再沒有發現,我們可以宣佈它滅絕瞭。”危起偉說。此外,達氏鱘的資源也非常稀少,“處於極危狀態”。隨著長江上遊幹流和支流梯級水電站的全面開展,危起偉說,除瞭鱘類以外,長江裡其他魚類的命運也堪憂。比如喜歡吃中華鱘魚卵的圓口銅魚,這種魚類主要分佈於長江上遊幹支流和金沙江下遊及其他支流中,“它在長江上遊產卵,卵要漂流到中下遊孵化,但中下遊現在很少發現這種魚類有成熟的。”金沙江包括溪洛渡、向傢壩、烏東德、白鶴灘在內的四座相當於兩個三峽的巨型水電站一旦建成,“這個魚可能也要滅絕瞭”。“圓口銅魚是長江上遊的魚類主體,在食物鏈的循環中起主導作用。魚的上下交流,能帶動很多東西的流動。如果這個魚沒有瞭,那水的凈化能力就會很差。”而且,長江水生系統並非孤立的,與陸生生態系統(主要通過鳥類等)及海洋生態系統(通過洄遊性魚類等)相互聯系,水生生物多樣性丟失,將引起相應生態系統的失衡。此情可待成追憶“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迢迢建業水,中有武昌魚。”……古往今來,長江魚曾喚起人們的無限向往,從淞江四鰓鱸、江東鰣魚、鄂州武昌魚,再到沱江的江團,無數佳話流傳。現在,長江沿岸的城市,還有多少野生江魚?6月初的一個上午,我們走進武漢市洪山區雄楚大道關山生鮮市場。40歲的魚販葉光城的魚攤上,擺滿瞭10幾個塑料桶,裡面養著鮮活的鯉魚、鯿魚和黑魚等。這些魚,都是他從江蘇、安徽和江西的養殖場買來的。據他介紹,其中隻有黃骨魚還是野生的。葉光城回憶,十幾年前,每到捕魚時節的清晨,武漢白沙洲的長江邊一片熱鬧景象。漁民們滿載著鮮活的海鮮歸來。很快,船艙裡的江鰱、鯿魚、鯉魚、草魚、鯽魚、刁子魚這些長江裡最常見的魚,就被前來收購的魚販子一搶而光。彼時,武漢生鮮市場上,賣的都是野生魚,“誰會吃傢養的呀?”江鰱,這種武漢的特產魚類,頭大體長,通體滑白,常被武漢人用紅燜烹制成餐桌上鮮美菜肴。但在關山生鮮市場,這種以往常見的淡水魚,幾十傢的魚攤隻有四五傢還有一兩條擺放著。相似的景象,同樣在長江下遊的中國第一大淡水湖江西鄱陽湖延續。39歲的詹北山,從小跟著父母在鄱陽湖上打魚,“生在湖上,以湖為生,以船為傢”。對比幾十年來的捕魚情況,他估計近十幾年來,鄱陽湖的野生魚類資源,幾乎整體減少瞭6成左右。通連長江的鄱陽湖是一個季節性變化巨大的吞吐型湖泊,洪水期和幹枯期交替,極易受到長江影響。自三峽大壩開始蓄水之後,鄱陽湖的水位就明顯減低,2011年的大旱幾乎讓鄱陽湖變成瞭草原。早在2008年,河海大學董增川教授在《三峽工程對鄱陽湖的影響與對策》一文中就寫道:“當長江流量減少時,會造成(鄱陽湖)保護區內水位不同程度降低,直接或間接影響鄱陽湖的植被、魚類和鳥類。”在眾多急劇減少的魚類資源裡,“長江三鮮”給詹北山留下的印象最為深刻。鰣魚、刀魚和河豚因為味道鮮美,被食客們贊為“長江三鮮”。但現在,刀魚的產量卻越來越少。前幾年,在鄱陽湖,漁民一天還能捕幾斤刀魚。每年清明節前,二三兩重的刀魚可以賣到上千元一斤的價格。但這種越來越少的長江淡水魚,價格曾一度被哄抬至每公斤5000元。2012年4月2日,一條325克的長江刀魚王在張傢港被拍賣至5.9萬元的天價。詹北山說,從去年開始,鄱陽湖裡連刀魚也沒有瞭,有時候幾天都見不到一條。河豚則消失得更早一些,已有十幾年沒在他的漁網中出現瞭。而已被列為國傢二級保護動物的鰣魚,則更是少見。詹北山說,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鰣魚的產量,還可以達到每年2000多噸。而現在,幾千元一斤的高價,也很難買到,幾乎絕跡。“千斤臘子萬斤象,黃排大瞭不像樣”。長江上遊的四川漁民,曾這樣形象地描述中華鱘、白鱘和胭脂魚。他們俗稱中華鱘為“臘子”,白鱘為“象鼻魚”,而胭脂魚則是“黃排”。這些往事,如今隻能追憶。說起這些,中壩島的漁民張彬如數傢珍:“我小時候(1970年代),臘子多得很。就是現在這個時候最多,每天可以打幾條,幾角錢一斤。”“以前還有象魚……”他神采飛奕地比劃著。“你還記得最後一次見到象魚是哪一年?”記者問。他望著江水半響,最後搖搖頭,尷尬地笑瞭。“要是以後江裡沒有魚瞭,你們怎麼辦?”一絲為難的神情在張彬臉上掠過。沉默瞭幾秒後,他低聲答道,“我們擔心的是賠償,征地的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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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稱安倍利用人質危機影響加快修憲節奏

輿論稱安倍利用人質危機影響加快修憲節奏

輿論稱安倍利用人質危機影響加快修憲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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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 藍雅歌 陶短房】日本兩名人質被“伊斯蘭國”先後斬首的噩夢依然縈繞日本社會,也成為日本安保政策的分水嶺。日本首相安倍3日下令準備向海外使領館增派武官,加強在中東情報收集能力,同時設置“反國際恐怖主義對策總部”。輿論認為,安倍將利用人質危機作為日本擴大海外軍事存在的理由,加快推進修改和平憲法並解除海外用兵限制的節奏,但其處理人質危機的做法在國內引發越來越激烈的批評。大多數日本人擔心安倍的做法可能影響日本在亞洲的形象。

  3日上午,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開“反國際恐怖主義對策會議”。據日本《讀賣新聞》報道,會議由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主持,確認瞭防止恐怖分子進入日本境內、確保海外日本人安全的緊急對策。菅義偉表示,“我國(日本)的恐怖威脅變成現實。要努力防恐於未然,確保加強海外日本人的安全”。

  作為強化防恐措施的重要一環,安倍3日上午在參院預算委員會上宣佈,加強在中東的“情報收集工作”,同時“準備向海外使領館增派武官”。據《東京新聞》報道,日本考慮優先向約旦派遣武官以及對必要地區增派人手。日本NHK電視臺3日稱,日本國土交通大臣太田昭宏表示,將在國土交通省設置“反國際恐怖主義對策總部”,由國土交通省、海上保安廳和觀光廳的官員組成,用於保障海外遊客與大型綜合建築公司等外國勞務者的安全,強化外國船隻的入境檢查,以及加強機場、鐵路等重要設施的警戒、警備工作。

  “對日本而言,這場人質危機可能是一大‘分水嶺’,因為日本長期認為能夠免於歐美國傢飽受的恐怖暴行威脅,但如今日本人大夢初醒,突然開始驚覺無法置身其外,畢竟日本在海外有150萬僑民,”美國《紐約時報》評論道。日本不少媒體擔心,安倍政權一邊積極強化防恐措施,一邊力爭在本屆國會通過“讓自衛隊出兵海外成為永久可能”的法案。《朝日新聞》認為,安倍對美國主導的“反IS聯盟”采取“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態度”就是擔心通過上述永久法案可能對日本造成不良影響。《北海道新聞》刊登社論稱,不要讓反恐成為通過“新安保法”的借口,因為安倍政府所要實現的“新安保法”是和禁止在海外行使武力的“憲法第九條”相抵觸的。民主黨等日本在野黨也堅決反對安倍提出的“新安保法”。

  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稱,盡管安倍強硬反駁,且試圖利用人質危機作為日本擴大海外軍事存在的理由,但其處理人質危機的做法在國內引發越來越激烈的批評。英國《金融時報》稱,人質事件對安倍試圖擴大日本海外影響和海外軍事存在的努力有利有弊,盡管此舉可以為其找到海外用兵的口實,但他在人質解救方面的失敗也成為其海外行動的阻力,如他高調宣佈2億美元海外援助的行為就被在野黨批評為“危害人質安全”的決定。一些日本分析傢稱,安倍低估瞭人質事件的“政治殺傷力”,這將影響他在日本選民中的政治信譽。美國福克斯新聞援引亞洲問題專傢庫塞克的話稱,日本人對海外的關註和瞭解度其實很有限,中東對他們而言實在太遙遠、太復雜瞭。總體上,大多數日本人反倒擔心安倍的做法可能影響日本在亞洲的形象,安倍對此既惱火又無可奈何。

  美聯社援引能源經濟研究所首席中東問題研究員田中一郎和國際基督教大學政治學教授斯蒂芬·納什等人的分析稱,安倍可能利用此次人質危機擴大海外軍事存在,並尋求修改和平憲法,但會比較謹慎,且未必有效,因為“日本在海外軍力不夠,所以人質遇害”的說法很難自圓其說——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最專業的軍隊,在中東不乏存在感,但美國被“伊斯蘭國”斬首的人質更多。

  美國《華爾街日報》稱,隨著日本人質危機的發生,右翼勢力在日本的影響力趁勢擴大,他們在東京舉行集會,抗議政府放松移民政策。而日本的穆斯林社區擔心,原本與此無關的日本穆斯林社區會成為“右翼發泄和報復的對象”。 日本警方已下令保護可能遭報復的穆斯林設施,擔心影響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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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十年民生決策:從減免農業稅到保障房建設

回顧十年民生決策:從減免農業稅到保障房建設

回顧十年民生決策:從減免農業稅到保障房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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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從減免農業稅到農村低保的全覆蓋,從保障房的建設到意在維護勞工權益的新勞動法的出臺,不僅彰顯瞭中共惠民的決心,也在相當程度上鞏固瞭中共執政基礎。過去十年的民生之路,值得肯定。
中國新聞周刊第588期封面決策民生回顧過去十年民生之路,有必要重放一個鏡頭:2002年12月5日,北方飄雪,新當選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率領新一屆中央領導班子前往西柏坡考察。在履新未滿一月的首次集體行動期間,胡錦濤鄭重提出,全黨應堅持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學界形象地稱之為“新三民主義”,這既是中共的執政理念,也是中共對民眾的莊嚴承諾。此後民生大幕徐徐拉開,各項民生事業速度加快。從減免農業稅到農村低保的全覆蓋,從保障房的建設到意在維護勞工權益的新勞動法的出臺,不僅彰顯瞭中共惠民的決心,也在相當程度上鞏固瞭中共執政基礎。十八大報告再次凸顯民生,強調“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並將之作為社會建設的重點,指出“要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努力讓人民過上更好生活”。過去十年的民生之路,值得肯定。未來十年的民生,值得期待。改革背後的民生追求過去十年,中國民生事業發展成果顯著。這是中國政府根據社會發展新階段而做出的現代化轉型,在繼續關註經濟增長的同時,致力於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最終目標是打造一個小康型的福利國傢本刊記者/趙傑(發自北京)11月12日下午,中共十八大新聞中心舉行第四場例行記者招待會,住建部、人社部、發改委和環保部等國務院四部委負責人主談民生。自中共十七大報告首提“民生”以來,該主題遂成執政理念核心。11月8日的十八大報告再次凸顯民生,強調“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並將之作為社會建設的重點,指出“要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努力讓人民過上更好生活”。“民生是過去十年中國發展最顯著的領域,發展民生是中國政府根據社會發展階段特點主動做出的現代化政策轉型。”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白智立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將過去十年總結為在前一階段經濟改革和發展、積累基礎上,致力於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新階段,民生領域所取得的諸多成就均為此理念所支配。打破利益固化2002年12月5日,北方飄雪,新當選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率領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前往西柏坡考察。在這次履新未滿一個月的首次集體行動期間,胡錦濤鄭重提出,全黨應堅持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該提法遂被學界形象地稱為“新三民主義”,並被認為其解決瞭執政黨建設必須解決的首要課題,即黨的權力觀、地位觀和利益觀的重塑。在白智立看來,這是此屆執政者推動打造社會福利國傢並打破利益固化的開始。西柏坡之行後第二年,2003年3月,胡錦濤當選中國國傢主席。同年,一部名為《物權法》的法律草案在12月的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1次會議上首次提請審議,成為中國從法律制度上明確保護私人財產的一項重要舉措。其後,草案經歷五年八次審議,最終於2007年的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表決通過。其時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的《物權法》草案起草專傢之一、中國社科院民法室主任梁慧星即表示,該法旨在保護私人財產,打破瞭以往公權容易凌駕於私權從而侵害老百姓利益的局面,“對於弱勢群體的保護作用更大”。2005年全球CEO領袖年會上,時任財政部部長金人慶透露,中央財政將全面支持農村,並真正實現九年制義務教育。次年,全國全面推行義務教育,初中以下學生學雜費全免。同樣是2006年,中國政府針對農村做出一個影響深遠的決定:取消農業稅。時任國傢稅務總局相關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全國農業稅、牧業稅收入的減少,意味著中國農民的農業稅負擔將在當年減少200億元以上。2007年,國務院發佈《關於解決城市低收入傢庭住房困難的若幹意見》,提出中國現階段住房保障的制度框架,全國各級政府開始推進保障房制度。2008年以維護勞工權益為依歸的新勞動法實施。2011年,面對調高個稅起征點的強烈呼聲,全國人大常委會果斷調整財政部提案,決定“再提高500元”。這被《日本新華僑報》評價為“順從民意的決策范例”。“民生建設十年空前成就。”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謝春濤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如此肯定。諸多國際媒體同樣註意到過去十年中國的民生成就。路透社報道,除瞭農業稅使數億農民受益,醫療體制改革初見成效,城市化進程快速推進。“過去十年的諸多民生成就,代表著中國從上世紀初至今推行的以公共服務均等化等為特征的福利社會建設。”白智立認為,中國經歷瞭改革開放前的全能型國傢階段、改革開放後至本世紀初的經濟發展和積累階段後,進入社會福利國傢建設階段,諸多圍繞各階層、尤其是弱勢群體的福利政策推出,正是該階段的明顯特征。爭吵出來的政策白智立表示,十八大報告中強調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並提出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增、GDP倍增“兩個倍增”計劃,意旨就是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實現利益公平分配,夯實執政基礎。如同以往,這意味著又一輪復雜而深刻的利益博弈。親歷《物權法》出臺全過程的梁慧星,對伴隨該法起草、公開征求意見、審議等過程中的爭吵聲深有感觸。2005年,就在《物權法》草案公開征求意見之際,一封公開質疑該草案違憲的信件在網絡上引起軒然大波,寫信者名為鞏獻田,身份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其主要理由在於草案違憲和違背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會造成社會貧富分化和國有資產流失。當年,《物權法》立法進程暫停,未能在次年的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審議。其後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的梁慧星,認為該法並不違憲,也不會造成鞏獻田所擔心的問題,反倒更有利於社會公平。而同樣接受采訪的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中國民商法泰鬥江平則直言不諱地指出,鞏獻田把物權法草案的爭議上綱上線,已經超出瞭該法范疇,是在否定改革開放。類似爭論同樣出現在一部旨在打破國有企業壟斷、行政壟斷等利益格局的《反壟斷法》立法過程中。有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認為,圍繞這些問題的爭論實質上是公權與私權、國有資產與私有財產等的利益博弈,代表公權與國有資產的利益代言人相對傳統和保守,擔心改革會影響其既得利益;而爭論方顯然代表著改革開放後的新興利益階層。“改革無法回避,隻是怎麼改的問題。在這個前提下,不管怎樣爭論都是好事,可以促進決策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同樣激烈的爭論出現在《勞動合同法》的修訂過程中,甚至至今未消停。這部出臺於2007年的法律,由於在立法宗旨中明確要保護勞動者權益並將該宗旨貫穿文本始終,引起代表資方的各類企業強烈不滿。據《中國新聞周刊》瞭解,在該法修正案草案二審分組審議後,有全國工商聯、國傢電網等即提出為平等保護雙方合法權益應修改草案。不過,這種反對聲並未影響該法的立法進程。一位當時負責該法起草工作的官員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態度堅決,強調立法宗旨“就是要保護弱者”,並認為即便如此,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仍可能出現資方無故辭退員工或者不給付員工公平待遇等現象。“種種民生政策出臺的爭吵,可見中國改革推進的阻力與困難。”白智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由於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積累過程中形成一些既得利益階層,它們往往在決策中處於強勢,“聲音較大”,改革就要觸痛它們,爭吵在所難免。他認為,過去十年當中執政者顯然是要打破這種固化利益結構,吸納更多階層、尤其是弱勢群體進入公共服務決策體系,以夯實執政基礎,十八大出現更多農民工代表的現象同樣可以說明這一點。改革是不二法門十八大報告同樣指出十年發展成就背後尚存嚴峻問題和挑戰,而應對的方法是“改革”,該詞在報告中出現86次之多。“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十八大報告的類似表述引發各界對於改革的關註和期待。“未來必須繼續加大改革力度,改革是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不二法門。”白智立說。他口中的現實問題,分析為:貧富差距拉大而產生的社會矛盾激化、群體性事件頻發;整體的醫療保險體系仍未完善,居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仍未解決;伴隨著城市化過程的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建設規劃混亂、環境惡化等一系列問題也接踵而至;食品安全問題頻發,讓民眾憂心忡忡。“要解決腐敗問題、城市化過程中引發的諸多社會矛盾問題,必須盡快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白智立認為,由於中國的城市化過程夾雜過多的政府人為因素,打破瞭工業化與現代化進程的自然規律,從而導致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過程中過分倚重“土地財政”,以至於勉強的城市化破壞瞭傳統社會尤其是農村社會結構,使得政府權威下降,這些看似經濟問題,背後卻體現為政府權力制約、決策透明化和監督等政治問題。11月12日的十八大新聞中心記者招待會上,四部委負責人圍繞民生事業中存在的問題同樣寄望改革。十八大代表、國傢發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即提出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已進入“深水區”,下一步將主要聚焦在三個方面:健全全民的醫保體系;鞏固和完善基本藥物的制度和基層運行的新機制;推進公立醫院改革。顯然,十八大後更多的力度更大的民生政策,將隨著改革和不斷突破而讓民眾受益。 減免農業稅決策內幕從基層的自發性實驗,到中央在個別省份進行試點,到試點路上的停滯和猶疑,再到中央決定將試點擴大到整個中國,農業稅減免歷程曲折而深刻,背後是國傢財力的增強,更是執政理念的進步本刊記者/龐清輝2012年11月8日上午9點,安徽省阜陽市太和縣大廟鎮45歲的農民李永林準時坐在瞭電視前,等著收看馬上開幕的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11月份是李永林愜意的休息時刻。如果時光倒退到6年前,送走幾撥收農業稅費的村幹部,他就要開始發愁想著怎麼再去弄點錢,過個有臉面的年關。自2006年1月1日起,他和中國8億農民不再需要繳納農業稅,而這曾經是他們骨子裡認為最天經地義的事。李永林至今記得2005年12月29日這一天,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9次會議正在召開,他在傢門口和人打牌,聽鄰居有聲有色地講起當天電視上的一幕:下午3點,人民大會堂,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一個接一個按下瞭自己桌上的表決器,贊成162票,棄權1票,反對0票。“通過!”吳邦國委員長宣佈。“嘿,再也不用繳農業稅瞭。”牌友們興奮地議論著。李永林挺遺憾自己當時沒有看到那一幕,他一直很納悶,什麼樣的人和程序能讓這個祖祖輩輩都必須做的事,就這樣消失瞭。而李永林更不知道的是,從公元前594年春秋時期魯國實施“初稅畝”開始,歷史上曾經實行瞭2600年的“皇糧國稅”退出歷史舞臺,這場改革從基層的自發性實驗,到中央在個別省份進行試點,到試點之路上的停滯和猶疑,再到中央決定將試點擴大到整個中國,歷程曲折,花費瞭12個年頭。改革起源於基層這次改革,與中國以往許多次改革一樣,起源於基層。“我關註農村稅費問題是從1985年開始的。”被稱為“農村稅費改革第一人”的安徽省人民政府參事何開蔭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何開蔭說,農村“大包幹”後,安徽省1984年農民增產增收到達高峰,1985年後糧食生產出現4年徘徊,農民負擔加重,收入增長艱難,到1987年已經很明顯。“沉重負擔來自哪裡?來自各種收費、集資、攤派,有的有依據,更多的是各種名目的亂加碼,一些幹部自己瞎想出來的。”何開蔭說,當時農村流行一個說法:幾十頂大蓋帽吃一頂破草帽。何開蔭開始呼籲改革農村稅費。1988年,他發表文章《農村第二步改革出路何在》,呼籲把對農村的合理收費用稅的形式固定下來,從規范農村稅費征收辦法入手減輕農民負擔。這是第一次見諸文字的提及農村稅費改革。1989年新華社的內參和《半月談》內部版連續報道瞭他的想法,引起中央領導和政策研究部門的高度重視。“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找我去中南海作專門匯報,要求我拿出可行性方案,在一個縣,哪怕是一個鎮搞試點。”從1992年起,何開蔭開始到一些縣、市“遊說”。當時安徽渦陽縣委書記、縣長都表示同意嘗試,但縣人大常委會沒有通過。農民負擔問題最為突出的新興鎮偷偷地搞瞭起來。內容很簡單:按照全鎮每年的支出總額確定農民的稅費總額,稅費一並征收,分攤到畝,每畝地隻交30元。這就是現今農村稅費改革的雛形。1993年底,何開蔭在合肥稻香樓賓館參加全省農村工作會議時,一個叫馬明業的與會者找到他,介紹自己是太和縣縣長,說他們已經將這一年確定為“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年”,縣委縣政府將要著手的改革確定在“正稅除費”上。何開蔭給瞭他一些自己的研究文稿。出乎何開蔭意外的是,太和縣的動作快得驚人,沒幾天,一份《太和縣農業稅費改革意見報告》報到瞭省政府。省裡批準瞭。1994年,安徽省太和縣雷鳴電閃般地將這場改革在全縣31個鄉鎮全面推開,成為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第一縣。太和縣試點方案一定三年不變,核心內容是“稅費統籌、折實征收、財政結算、稅費分流”。農民不用管什麼稅或費,1994年到1996年一畝地交100斤糧食就行瞭,1997年因試點方案與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有所抵觸,改為人均130至140元。李永林記得,當時有兩個鄉鎮多收瞭一點,縣裡免瞭鄉長的職,把多收的敲鑼打鼓送瞭回去。但是,進展並非一帆風順,其間經歷幾次周折,至今讓何開蔭難忘的是,當時省裡召開會議研究太和縣改革。與會者的發言,基本上都是表明一種積極的支持態度,但是,誰也沒有料到,農業稅征收工作的主管部門省財政廳農稅處的代表突然沖動地站起來,手指著何開蔭,大聲責斥:“你就別站著說話不腰痛!亂出主意!你把稅費搞亂瞭,收不上稅來,今後誰給發工資?到時發不出工資,大傢不會找你,是找我!”改革進行中,安徽省的一位領導也突然作出瞭要求太和縣改革立即停止的決定。“有根有據,說這種改革是非法的。”何開蔭說,因為農業稅制依據的是1958年頒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三十多年來,中國已經發生瞭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業稅制早已弊端百出,可是《條例》一天沒被廢除,它就一天有著法律的效力。經過省裡多位領導的爭論,最終達成共識:“既然省政府已經下瞭文,那就繼續搞下去吧,秋後看看效果再說。”還沒等到秋後,熟悉中國農業和農村的回良玉被派至安徽,擔任代理省長。回良玉一到安徽,就對太和縣的稅費改革大為贊賞,正式就任省長後,他召開的第一個省長辦公會,作出的第一項省政府決定,下達的省裡“一號文件”,就是將太和縣的改革經驗,在淮河兩岸二十多個縣市迅速推而廣之。進行瞭半年改革的太和縣,一舉創下這個縣自建國45年以來最大的一個奇跡:全縣31個鄉鎮、9168個村民小組、353459戶農民,午季農業稅的全部征收工作隻花瞭短短五天!“踴躍交糧的農民在糧站門前排起長蛇陣,這多年不見的場景讓許多鄉村幹部竟激動得鼻子發酸,眼窩發熱。”何開蔭說。安徽省太和縣改革農業稅費的消息不脛而走。國傢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國務院減輕農民負擔辦公室、安徽省直有關部門、地區減負辦和改革試驗辦,先後九次派人深入調查,結論都是一樣的:“農民滿意。”1993年,河北省的部分地區及安徽阜陽、貴州湄潭、湖南懷化等地方也開始改革試點。農村稅費改革從秘密試驗到公開試點。中央各部委開始下到試點地區進行專題調研,各種建議呈現在中央高層的案頭。199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瞭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最著名的“十三號文件”:《關於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決定》特別指出:“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問題,必須堅持深化改革,對有些地方進行的負擔分流和一些糧食主產區進行的稅費改革探索,可以繼續試驗。”這是中共中央、國務院,第一次在“紅頭文件”中,對各地正在進行著的農村稅費改革試驗,公開表明瞭肯定。14天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溫傢寶又代表中央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就農村稅費改革工作表態:“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取得瞭一定的效果,積累瞭一些有益的經驗。中央認為,這項改革可以繼續試驗,但目前還不宜在面上普遍推廣。”從基層自發實驗到全局性改革1998年10月召開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是一個分界線。會上,農村稅費制度改革被列為改革重點內容。以此為起點,農村稅費改革由基層的自發實驗,逐漸演變為由中央推動的全局性改革。同年11月20日,國務院成立以時任財政部長項懷誠牽頭的農村稅費改革三人工作小組,進行新一輪改革的設計工作。1999年4月,一份名為《關於農村稅費改革有關重大政策問題的調研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以三人小組的名義上報國務院。時任農村稅費改革工作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的黃維健是這一過程的見證人。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報告基於這樣一個認識:試點地區的並稅改革方案都不盡規范,有的將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費一並列入正稅,有的征收辦法和程序有悖法理,容易引發矛盾,所以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一個規范的稅費制度。除此之外,爭論比較激烈的是農業稅率。“選擇在哪個范圍內,農民負擔確實可以減輕,但財政上也將出現較大缺口;稅率每下降一個百分點,財政缺口將擴大數十億甚至近百億元。”經過反復權衡,《報告》將稅率初步定為7%。報告還指出,鄉鎮政府職能定位和機構設置是影響改革順利進行的關鍵,鄉鎮政府機構改革必須與農村稅費改革同時進行。2000年1月,國務院第57次總理辦公會議原則通過瞭三人小組提出的報告建議。此次會議,議定農業稅稅率為7%,農業稅附加上限為20%。新一輪改革從2000年開始,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但仍集中於試點地區。安徽省被確定為全國第一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省份。試點方案概括起來說,就是“三個取消,一個逐步取消,兩個調整和一項改革”。以前農民要按上年人均純收入的一定比例交鄉統籌費,還有一些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以及屠宰稅,改革後這三項都取消瞭;對於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安徽省要求用3年的時間逐步減少直至全部取消。此外,稅改調整瞭現行的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政策,改革瞭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李永林說,一時間,安徽全省“沿街有橫幅,墻上有標語,鄉村有專欄,廣播有聲音,電視有圖像,路有宣傳車,疑難有解答”,全省上下一片改革之聲。“一次性取消各種收費項目50多種。平均下來,我們每個農民一年少交幾十塊錢。”農村的稅與費,是中國許多基層鄉鎮政權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改革困難可想而知。據安徽省財政部門的數據測算,改革後,全省減收13.11億元,平均每個縣減收多達1542萬元。其中,鄉鎮減收10.41億元,村級減收2.7億元。其他試點地區也分別遇到瞭類似問題。李永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因為缺錢發工資,鄉鎮幹部已經是“說話無人聽,走路有人跟,早晚有人等,親友變仇人”,工作無法進行。拖欠工資、債務沉重、財力虛空屢見不鮮,問題接踵而來。基層出現財政困難讓改革瓶頸顯現。2001年4月25日,國務院決定暫緩擴大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試點,此前“加快推進”的提法變成瞭“穩步實施”。一時間,海內外媒體關於“中國農村稅費改革進行不下去”的議論紛至沓來。其實困難早在意料之中,輸血博弈從改革推進之初便在籌劃。“2000年,中央財政最終向安徽提供瞭11億元的專項轉移支付。2001年這個數字又增加到17億元,比安徽最初上報的7億元整整多出10億。中央為推動安徽的試點支付瞭巨大的成本。”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給錢”既非改革的初衷,亦非改革的目標,然而,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後,地方上各有各的困難。經過反復權衡,2000年10月8日,國務院第81次總理辦公會議就原則同意瞭國務院農村稅費改革工作領導小組的主張,確定瞭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辦法。2002年農村稅費改革得以繼續擴大,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國傢財政狀況好轉。“錢是一個主要因素。”陳錫文說。2002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於做好2002年擴大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決定河北、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青海、寧夏等16個省(市、自治區)為2002年擴大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省,加上原來已經在試點的省份,試點已有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這次改革要求做到“三個確保”:確保農民負擔得到明顯減輕、不反彈;確保鄉鎮機構和村級組織正常運轉;確保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正常需要。取消農業稅上升為國傢法律2003年在農村稅費改革中也是重要的一年。年初,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全國兩會相繼召開,“三農”問題成為最為引人關註的話題。在全國兩會上,原來隻屬於學術語言的“黃宗羲定律”,經過新任總理溫傢寶的轉述,走出瞭書齋,廣為人知。“共產黨人一定能走出黃宗羲定律的怪圈!”溫傢寶的話顯示出瞭新一屆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決心。2003年4月,在溫傢寶正式出任國務院總理的第十六天,新的一屆中央政府就召開瞭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會上他宣佈:“中央決定,今年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在全國范圍推開。這是深化農村改革、促進農村發展的一項重大決策。”隨後,新任財政部長金人慶在接受采訪時也表示:城市要反哺農村,工業要反哺農業。農村要全部享受公共財政也一時還做不到,為使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向著更加有利於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方向調整,中央已經確定,今後文、衛、教方面的支出增量要重點投向農業!2004年和2005年,改革進一步提速。2004年,溫傢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佈,自2004年起“逐步降低農業稅稅率,平均每年降低1個百分點以上,五年內取消農業稅”。僅2004年,中央財政為支持農村稅費改革,拿出396億元用於轉移支付,全國農稅負擔平均減輕30%。而此時,農業稅在全國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已經不足1%。至2005年底,中央財政為此新增支出140億元,用於這方面的支出總額達到664億元。有28個省份已全部免征農業稅,另外3個省份即河北、山東、雲南也已經將農業稅降到瞭2%以下,並且在這三個省中也有210個縣免征瞭農業稅。因此,2005年農業稅在全國財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已經微乎其微。農業稅已經名存實亡,原定5年取消農業稅的目標,3年就要實現。安徽省宣佈瞭2005年全面免除農業稅。“自從盤古開天地,不收皇糧第一回”,李永林請人寫瞭一副春聯。“農業稅沒有瞭,村裡還發幾十元糧補款”。盡管國務院已經決定減征和免征農業稅,但隻有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才有權徹底取消農業稅。2005年12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瞭廢止農業稅條例的決定草案。委員們取得瞭高度一致,新中國實施瞭近50年的農業稅條例被依法廢止,這項惠農政策正式上升為國傢法律。然而,改革也許才剛剛起步。在何開蔭當年的設想裡:首先,農村稅務改革除瞭要財政部修改和完善稅改方案,使之能帶動其他改革,糧食部門要制訂新的糧食購銷政策並進行體制改革;教育部要修訂義務教育法並由各省制定實施細則;公安部要制定農村戶籍制度的改革方案;人事部要制定鄉鎮機構改革的方案;農業部制定農村科技體制改革的方案;由民政部制定村級機構和農民社會保障方案;由衛生部計生部門制定農村公共衛生以及醫療保障體系的改革方案;環保與國土資源部結合農業部制定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方案,並創建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這是一場十分復雜而又深刻的社會變革。”何開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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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東南亞國傢女孩被拐賣到中國農村案例增加

日媒:東南亞國傢女孩被拐賣到中國農村案例增加

日媒:東南亞國傢女孩被拐賣到中國農村案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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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消息網5月3日報道 外媒稱,中國男女比例失衡致使“結婚難”成為人口販賣的犯罪溫床,很多東南亞女性被帶到中國農村,與當地男性強制結婚。隨著“剩男”的增多,中國的結婚問題甚至產生瞭跨越國境的影響。

  據《日本經濟新聞》網站4月30日報道,波蘿勉省位於柬埔寨東南部。“我沒想到還能再回柬埔寨”,29歲的潘思麗(化名)回憶起一年前的“噩夢”。2014年,潘思麗聽親戚說“韓國有好工作”,由於在當地的縫紉廠的工作收入隻有當時最低收入水平的100美元左右,如果去韓國工廠工作的話,“每月能收入1000美元”。於是在這種引誘下,她心動瞭。

  2014年4月,潘思麗由充當中介的親戚安排去韓國。但是目的地卻變成瞭中國上海。當地的蛇頭對不知所措的她說:“你回不瞭柬埔寨瞭,要和中國男人結婚。” 潘思麗的護照和錢物被拿走,完全沒有抵抗辦法。

  潘思麗被帶到瞭偏僻的農村。之後被迫和初次見面的中國男人“結婚”。語言不通,中國男人把她當“妻子”日夜使喚,輸錢心情不好時還會拳腳相加。潘思麗也曾多次偷偷逃走,但據說警察似乎視而不見。即便如此,她都未曾放棄過努力。潘思麗堅持拒絕更新簽證,已無法再在中國停留,終於男人放棄瞭,說:“你想去哪裡就去哪吧!”2014年11月,潘思麗終於回到柬埔寨。

  柬埔寨的NGO組織人權與發展協會(ADHOC)於2014年7月發表瞭題為《被賣到中國的柬埔寨女性》的報告。該組織在2014年1月到6月期間介入的被害事件中約有四分之一是流向中國的人口買賣。ADHOC女性兒童人權事務局主任Chhan Sokunthea稱:“2014年全年的受害事件約為50件,大大高於2013年的8件。”

  報道稱,不僅是柬埔寨,緬甸、越南等地近年也發生瞭大量婦女被帶到中國“強制結婚”的事件。為什麼這樣的受害事件一直在增加?要解讀其原因必須考慮到中國的人口結構。

  中國於1979年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希望生兒子保證傢庭支柱和繼承者的傾向仍重。結果導致男女人口比例不均進一步擴大。預計截止到2020年,中國適婚年齡的男性將比女性多出3000萬人。

  報道稱,農村的“新娘不足”現象尤為嚴重。因此,農村成為“買賣新娘”現象的重災區。隨著中國“結婚難”現象越來越嚴峻,擁有眾多貧困女性的東南亞發展中國傢成為受害者。

  在中國,以“剩男”、“剩女”為對象的婚介行業十分火爆。一些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還會帶頭舉辦“相親大會”。然而,與在城市工作的單身女性相比,農村男性整體收入較低。收入上的差距進一步導致瞭雙方都找不到合適結婚對象的惡性循環。

  報道稱,中國政府從2014年起開始放寬計劃生育政策,允許符合條件的夫妻生育二孩。政策的放寬在未來可能使畸形的人口結構恢復正常,但目前失衡的男女比例並不能馬上消除。中國目前約有4億人出生在計劃生育政策實行後的80年代至90年代,這些被稱為“80後”、“90後”的一些年輕人將繼續面對“結婚難”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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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山口組內訌暴力案件驟增 火並場面如同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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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福利全解析:金融業最好媒體人最苦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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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2012年12月,一份名為《中國企業員工福利保障指數調研報告》的白皮書在京發佈。2012中國企業員工福利保障指數為65.37。據專傢解釋,60-80之間的得分是基礎水平,60出頭的分數是基礎中的基礎。
瞭望東方周刊2013年第1期封面2012:中國企業福利保障指數65.37外企福利最好,民企福利最差,國企沒傳說中那麼好,但也絕對不能算差《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劉耿 | 北京報道2012年12月,一份名為《中國企業員工福利保障指數調研報告》的白皮書在北京發佈。發佈單位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直屬的中國工運研究所、平安養老險股份有限公司、零點研究咨詢集團。65.37—白皮書發佈的2012年中國企業員工福利保障指數剛過“及格線”,被界定為“基礎水平”。從65.37這個經過龐雜演算得來的高概括結果逆推,還原到具體的行業、地域和不同性質的企業中,才能描繪我國企業福利提供狀況的概貌。《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參與瞭從指標體系制定到白皮書制作的全程,並對本白皮書進行獨傢解讀。全國性調查是新中國史上的第一次對企業員工的福利狀況進行全國性調查是新中國史上的第一次。調查涵蓋中國內地7大區域(西北、西南、東北、華中、華東、華北、華南)、64座典型城市、4356傢企業。2012年中國企業員工福利保障指數為65.37。總指數最高為100,指數越高,代表福利保障狀況越好。根據指標體系制訂專傢的解釋,60至80之間的得分對應的福利保障水平是“基礎水平”,60出頭的分數是基礎中的基礎。拖累企業福利水平的主要因素是福利保障覆蓋深度、廣度,得分分別為64.64、61.33。深度指的是福利保障的類型,廣度指的是員工覆蓋率。其中,最拖後腿的是民營企業,其員工福利保障覆蓋深度(55.93)、廣度(54.85)均低於60分。“福利保障”在這次調查中被定義為基本社會保險、公積金、商業補充保障和非保險類福利。基本社會保險覆蓋率為91.8%,是覆蓋面最高的,與十八大報告從“廣覆蓋”到“全覆蓋”的新提法相呼應,在基本社會保險內部則存在不平衡的問題,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較高,分別達到95.9%和95.3%,而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的覆蓋率分別隻有73.9%和64.1%—生育險將不再限戶籍正成為十八大後的諸項民生新政之一。商業補充類保險的覆蓋率最低,隻有53.8%,在中國企業的語境下,主要是與高層激勵有關,在提供商業補充保障時,較之員工的工作表現會優先考慮員工的職級。我國企業在商業補充保障方面,以提供意外險和健康險為主。非保險類福利項目的覆蓋率為67.4%,這類福利處在國傢規定動作、保險公司的標準化“菜單”之外,最能體現福利的多樣性和企業在福利提供上的獨創性。過節津貼或禮品的發放率最高,達81.3%,歲末的年終獎即屬此列。體檢、培訓、餐費津貼也是企業提供的非保險類福利的主要形式,覆蓋率超過60%。員工心理輔導和改善工作環境等人性化軟性福利覆蓋率較低。總體而言,我國企業福利與發達國傢相比差距比較大,且表現出廣泛的不平衡,既有地域間的、行業間的、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還有企業內部以及不同福利類型之間的。這些從某種意義上說,也體現出發展中國傢的特征。出人意料的是,員工對企業所提供的福利整體滿意度為70.15分,高於福利水平實際得分。員工福利指數西南最高、西北最低員工福利指數最高的地區是西南(67.23),最低的是西北(62.12)。東部沿海較西部經濟發展快,社會成熟度高,但員工福利保障狀況並不同步,華南地區僅排倒數第二(62.28),這可能與其定位於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中心有關。拉薩是企業福利最好的城市(73.50),其問題在於覆蓋面不足,隻有44.52分,這意味著享受優裕福利的人相對集中在部分人中。北、上、廣這三個常被並提的城市並不在一個數量級上,其員工福利指數分別為71.97、68.22、58.71。除廣州外,還有3座城市的企業福利指數僅接近“及格”線:太原(58.33)、南昌(59.39)、蘭州(59.70)。基本社會保險覆蓋率最低的地區是華北(86.8%),其中石傢莊(77.9%)和太原(77.0%)的覆蓋率不足80%。西北地區生育保險的覆蓋率僅為59.3%,低於平均水平(64.1%)。在全國31個主要城市中,海口市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均為100%;上海、重慶、蘭州、烏魯木齊做到瞭基本養老保險全覆蓋;北京、西安實現瞭基本醫療保險全覆蓋。住房公積金的覆蓋率華南地區最低(63%),打工仔、打工妹從不動產中尋找傢的感覺難度尚大。商業補充類保險覆蓋率最低的地區仍是西北(44.8%),與其他地區的差距非常大。東北次之(51.7%),華南再次之(52.9%),但華南在商業補充保障均衡體系的建設中,各類項目覆蓋率差異性小於其他地區。商業補充類保障總體覆蓋率最高的西南地區企業(58%),在重大疾病保險、商業性補充醫療保險和定期壽險環節覆蓋率較低,商業補充保障體系均衡性較差。分城市看,意外險仍然是各城市企業的首選,烏魯木齊的覆蓋率最高(92%)。非保險類福利項目表現出強烈的文化地理色彩。西北地區在過節津貼或禮品方面覆蓋率高達86.8%,與其傳統留存、人情社會現狀相關;華南地區企業在員工培訓、旅遊、法定假期外的企業福利假、員工活動經費和心理輔導等方面舍得花錢,這些現代企業文化因子的進入與該地區企業更早的國際性接觸有關。不同城市間的個性化福利各具特色。要吃“免費午餐”,就去杭州,其員工餐費津貼的覆蓋率遠超北上廣,高達83.9%;看重工作環境,就去寧波,他們在改善員工的工作環境方面的投入居各城市之首;要想住有所居,就去衡陽,其企業補充住房公積金覆蓋率最高(48.6%)。外企福利體系完善,國企沒傳說中那麼好外企福利最好,民企福利最差,國企沒傳說中那麼好,但也絕對不能算差。若是按照福利保障指數排序,各類型的所有制企業由高至低的順序為:外商獨資、合資、股份制企業/上市公司、國有企業、港澳臺資企業、民營企業。外商獨資企業員工福利體系的特點是完善、均衡,較之其他類型企業更重視為員工提供非保險類福利和商業補充保障;國企的優勢在於其住房公積金覆蓋率明顯高於其他類型的企業,達到瞭85.3%;民營企業在員工福利保障各個項目上均落後於其他類型企業,所有指標覆蓋率都低於平均覆蓋率,尤其是住房公積金方面隻有52.8%的覆蓋率,低於平均覆蓋率16.2個百分點。在基本社會保險覆蓋率上,各所有制類型的企業差距不大,民企的基本養老險和基本醫療險也分別達到瞭94.2%和93.5%,其在工傷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上的覆蓋率遠低於其他企業,亟待提高。商業補充類保障項目方面,民營企業的總體覆蓋率最低,但其在商業意外保險方面提供比例最高,在民營經濟發達的珠三角,包括斷指在內的事故頻發,使這一地區一度受到外界關註,其中也有農民工故意斷指獲取工傷保險的事例;國企在企業年金方面的覆蓋率較高,企業年金又稱補充養老保險,在平安養老險等企業年金產品提供企業展業策略中,國企、央企是主要的客戶來源,而國企也通過補充公積金和補充養老“雙補雙高”,構建起其職工的中國特色福利體系。非保險類福利項目,國企更重視過節津貼和體檢;股份制企業/上市公司更重視員工培訓和餐費津貼;外商獨資企業更重視員工旅遊和國傢統一規定之外的企業福利假,在通訊費津貼、員工活動經費、改善工作環境及員工心理輔導等方面,外企均占優勢;民企無一占優,還在體檢與福利假方面與其他企業差異頗大。金融業福利最好,媒體人最“苦逼”在通用的十大行業分類中,按照福利由優至劣的排序是:金融/銀行/保險、能源礦產/石油化工、醫藥生物/醫療保健、IT/互聯網/通信/電子、加工制造/儀表設備、房產/建築建設/物業、管理咨詢/教育科研/中介服務、消費零售/貿易/交通物流、酒店旅遊、廣告/傳媒/印刷出版。金融行業和能源化工業在福利覆蓋率上,優於其他行業;酒店旅遊和傳媒出版業這兩大服務性行業的指數相當低,分別為62.05分和61.06分,其差距主要出現在保障深度即福利類型的單一,而傳媒出版企業對其福利投入所產生的效益評價較低(56.65),這意味著傳媒出版業的企業主認為福利投入“得不償失”,投入意向較低。基本社會保障項目方面,各個行業相差不大,隻有傳媒出版業的生育保險覆蓋率最低,統計上低於平均覆蓋率(64.1%)。在商業補充類保障指標體系內,金融業對各個項目的覆蓋率均比較高,特別是企業年金部分覆蓋率高達43.5%;能源化工行業盡管覆蓋率高,但各個項目覆蓋率均衡性不理想。非保險類福利方面,金融行業在體檢和員工培訓量方面,覆蓋率居各行業之首;傳媒出版業既不太重視員工體檢,又不太重視員工培訓,覆蓋率分別為60.7%和57.9%。除瞭上述企業的所有制性質和行業區分決定福利水平之外,企業規模也是一個決定因素。企業規模越大,福利水平越高。10000人以上企業的員工福利保障指數最高(75.76),500人以下企業員工福利保障指數最低(63.26)。除社會保險外,住房公積金、非保險類福利和商業補充保障的覆蓋比例隨著企業規模的增大而提高。但是,小企業的福利獲得也體現瞭靈活的優勢,500人以下小企業在向員工提供福利時,對工作表現考慮的優先程度高於職級,展現瞭其扁平化的組織特征;千人以上企業更側重於將職級的重要性排列於工作表現之前,展現瞭其科層制的組織特征。綜合以上最優最劣,福利最好的企業是“拉薩的大的外商獨資金融企業”,最慘淡的職場人生應出現在“合肥的小的民營雜志傳媒人士”之中,當然,這隻是一個理想狀態下的僵化模型。員工與企業的互評在上述客觀性指標之外,白皮書還調研瞭員工的主觀感受,就像央視拿著話筒問“你幸福嗎”一樣,詢問“你滿意嗎”。不過,這個提問分成兩個向度,一是問福利的接受者即員工對其所享受的福利是否滿意,二是問福利的提供者即企業對其福利投入的回報是否滿意。西南地區的員工對現有保障體系滿意度最高,華南地區不滿意的最多,這與前述西南地區福利指數最高、華南較低的客觀指標相吻合。分城市看,三亞市的員工滿意度最高,西北某地級市的員工對福利的抱怨最多。北、上、廣在福利指數上的差別較大,但在滿意度上,福利指數(58.71)低的廣州的滿意度(76.9%)反而超過北京(76%)、上海(63.%),說明廣州人更懂知足常樂。金融業員工對現有福利保障狀況的滿意度最高,這與金融業的福利狀況最好也很呼應;最不滿意的受訪者不是傳媒人,消費零售/貿易/交通物流中有31.8%的員工表示不滿,是所有行業中抱怨聲音最高的。股份制企業/上市公司以及國有企業、外商獨資企業、合資企業的員工都對福利保障體系較為滿意,隻是滿意程度的排序與福利指數的排序有些差別。外企員工是較難滿足的,盡管外企福利已經排在最好,而員工的滿意度隻排第三位;毫無疑問,民企員工不滿意的呼聲最高。從人口學的角度來看,對企業提供的員工福利保障較為滿意的人群主要集中在26至30歲這個年齡段,且女性稍多;而在不滿意的員工中,男性人數相對更多,且年齡還是集中於26至30歲這個階段,這意味著婚齡男較婚齡女不幸福。員工對福利狀況不滿意的原因,深度甚於廣度,這意味著企業在福利項目多樣性上做文章的效果可能更好。而相對於員工,企業不滿意目前在員工福利保障上的投入所帶來的效益提升,企業效益評價指數僅為66.19分。企業提供法定項目之外的商業補充保障及非保險類福利保障,主要目的有四:激勵員工、控制企業成本、轉移企業風險、不被行業內競爭對手“挖墻腳”。商業補充保障對於轉移企業風險,如員工發生的意外、產生的醫療費用等效果更好,但是企業認為非保險類福利保障產生的效益高於商業補充保障,或許看得見的利益才是最吸引人的,這導致瞭企業在實際的投入中,非保險類福利的支出費用占工資總額的平均比例為2.73%,略高於商業補充類福利2.58%的占比。盡管企業對福利的投入效果不甚滿意,但是,企業同時承認目前對員工的福利保障投入的充分程度不夠。願景集中在“三座大山”員工反映最需要增加的福利主要集中在養老、醫療、住房之上。住房公積金是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所有制企業間福利需求的最大公約數。有補充公積金也有補充養老金的國企員工,最希望增加的是商業補充類保障,比如重大疾病保險。員工最希望增加的非保險類福利依次是國傢統一規定之外的企業福利假、補充住房公積金和過節津貼或禮品。員工獲得企業福利的條件基本以正式全職員工為主,體現出一定的“體制內”的優勢,條件重要性排序大致為正式全職員工、工作年限、工作表現、職級、關鍵崗位或部門等因素。42.5%的受訪企業表明瞭進一步加大員工福利保障投入的意願,同時也分別有11.3%和10.9%的企業表示不會增加投入和保持現有投入規模不變。未來會增加員工福利保障投入的企業中,針對不同員工福利類型,增加投入方式存在一定差異,增加基本社會保險投入的企業首選擴大覆蓋的員工比例;住房公積金將最主要增加在提供員工的保障額度;商業補充保障和非保險類福利將最主要增加員工福利保障類型,即使福利變得多樣化。不太願意增加福利投入的那些企業,理由主要有三:現有福利保障已經足夠完備,不需要進一步提升;對員工福利的投入沒有產生預期效果;受限於企業自身的經營狀況,短時間內無力加大對員工的福利投入。影響企業對員工福利保障投入的因素,按重要性依次為:自身財務狀況是否允許、相關政策是否支持、自身人力資源戰略特征、與競爭對手或同行相比較、員工是否存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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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律師稱遭通州執行法官毆打 北京高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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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針對該事件的調查,已成立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牽頭,北京市律師協會、通州區委政法委、通州區公安分局等單位共同參加的聯合調查組,調查結果將及時向社會公佈。北京市高院表示,歡迎社會各界進行監督。

  近日,北京恒清律師事務所律師崔慧在網上發佈聲明稱,4月2號,她在北京市通州區法院辦案時,遭遇執行局法官和法警分別兩次毆打,致使其雙眼挫傷、面部紫青,肢體多處軟組織損傷。

  4月13日,通州區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曾發佈聲明稱,該院對此事高度重視,決定成立由紀檢監察部門牽頭負責的專項調查組,由調查組對崔慧律師投訴情況進行全面調查,調查結果將及時公佈。通報全文如下:

  關於崔慧律師反映遭受通州法院執行法官及司法警察毆打一事調查進展情況的通報

  4月13日,通州區人民法院針對網上出現的北京恒清律師事務所崔慧律師投訴受到北京通州法院執行法官及司法警察毆打一事,立即成立專項調查組,開展瞭一系列工作,封存瞭4月2日崔慧律師來法院辦事期間法院內部監控錄像和法院幹警執法記錄儀記錄錄像,向事發期間相關目擊人員瞭解情況並制作談話筆錄,向公安派出所瞭解核實崔慧律師報案情況。為盡快查明事實真相,確保時間調查公開、公正、透明,成立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牽頭,北京市律師協會、通州區委政法委、通州區公安分局等單位共同參加的聯合調查組,對事件進行全面深入調查,調查結果將及時向社會公佈。歡迎社會各界進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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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善用“名人意見場”的強大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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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意見場”對於民意表達具有正面積極的意義,對於創新社會管理是一種契機。政府如果把名人們代表民眾關註的問題和建議,看做工作的重點和解決問題的思路,管理水平將大大提升名人,素來具有影響他人態度的能力。如今,他們介入網絡傳媒,聚合網絡民意,參與公共議題,在網絡語境中圈出一方磁力強大的“意見場”。網絡凸顯名人話語權前不久,雲南大理州政府新聞辦聯合騰訊新聞組織瞭一場別開生面的“全國微博名人大理行”。一些學者、作傢和媒體記者應邀踏上瞭這片美麗的土地。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都是騰訊微博上的活躍網友。徜徉在三月街民族節、劍川茶馬古道、大理古城夜晚的燈火闌珊中,他們走瞭一路,發瞭一路微博,有的還在博客、BBS和報紙雜志上撰文,接受電視臺采訪。一位著名學者構思瞭兩句廣告詞:“大理,一個女人尋找夢想的地方。”“大理,一個尋找夢想女人的地方。”媒體人朱學東在微博中寫道:“禮失中原,求諸高野,大理始現,信然!”直接邀請網絡名人,擴大當地知名度和影響力,已經成為當前一些地方政府的嘗試。中共大理州委組織部遠程教育辦公室主任王貴泉感慨,所謂“網絡達人”,借助新興的互聯網,驟然獲得強大的話語權。政府如何在“名人意見場”中,為公共治理營造一個有利的輿論氛圍,傳播地區形象,值得探索。“名人意見場”的建立,是因為“名人=效應”的公式在網絡世界依然成立,而且得到瞭放大。名人的出現所達成的引人註意、強化事物、擴大影響的效應,或人們模仿名人的心理現象被統稱為“名人效應”。名人效應是一種品牌效應,他們對新聞事件的看法,多會引發大量普通人的關註和討論。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金兼斌看來,名人的“利益無關性”,使其更能得到公眾的信任。在許多人看來,名人發佈信息、發表觀點常憑“一片熱心”,這種非功利性使得他們表達觀點少瞭權力、利益等外界壓力,因而更加真實,對網民更有說服力。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微博)秘書長祝華新分析,網絡名人的批量湧現,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瞭過去由政府和官方媒體主導新聞宣傳和社會輿論的格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利益群體出現分化,利益表達和博弈走向透明化和規則化。互聯網上的“眾聲喧嘩”,其實標志著社會生活的和諧度,也體現瞭我們黨和政府駕馭復雜局面的氣度和自信。名人微博影響輿論走向當名人遇上微博, 他們的輿論能量激增至“滿格”。甚至有專傢說,微博時代就是意見領袖的時代。微博的影響力取決於粉絲數量的多寡。有一個生動的比喻:當你的粉絲超過100,你就好像是一本內刊;超過1000,你就是個佈告欄;超過1萬,你就像一本雜志;超過10萬,你就是一份都市報;超過1000萬,你就是一傢電視臺。專傢認為,名人微博已成為發佈信息和輿論醞釀的重要源頭。如在唐駿假學歷事件、李一事件、李開復“副教授門”等事件中,方舟子的微博信息和言論起到瞭關鍵作用。轉發和評論功能讓名人的觀點更大程度地影響輿論。今年清明節前後,兩傢門戶網站的微博客被暫停評論功能3天,失去瞭核心人物進行話題聚焦和情緒擴散的功能,微博言論立刻呈現出“碎片化”、“原子化”現象。這再次驗證瞭意見領袖對於全國性輿論熱點的形成,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美國的微博客“推特”有個統計,2萬名“精英用戶”,不到註冊總用戶的0.05%,卻吸引瞭“推特”上一半的註意力。中國的微博客也有類似情況。互聯網雖然降低瞭民眾表達的門檻,但少數知名網友的聲音,仍然影響著公眾的價值評判。在拆遷、上訪、事故災難等突發事件上,知名網友頻頻發聲,形成網上輿論強勢。“7·23”特大鐵路交通事故發生後,有人質疑稱事故系火車司機疲勞駕駛所致。“微博女王”姚晨以一名老火車司機的女兒身份,連發瞭兩則包含以下內容的微博:“火車司機潘一恒,是發現情況第一人,如想逃,隻要往後車廂跑,或可揀回一命”、“正是他在那一刻,堅守崗位並拉下緊急制動,才為後面的乘客換回瞭一線生機”,有效引導瞭網上輿論走向。不應忽視的是,由於網絡媒體把關人的缺失,以及個人因素等原因,名人微博也暴露出若幹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國明(微博)提醒說,一些名人喜歡將自己的私事、私人情緒拿到網絡上來抱怨。他認為,這種抱怨本身社會價值很低,對輿論資源也是一種浪費。文化部市場司副司長庹祖海持相似觀點。他認為,目前微博的社會影響力激增,但生態不夠平衡,多樣性不足,活躍人群和熱點話題比較單一,情緒化有餘而理性不足。他建議,一方面要有更多權威機構人群進入,另一方面,名人發微博時,要充分認識到帶來的社會影響,要理性、全面。借助“名人意見場”升級管理方式庹祖海開微博已有一年多的時間,作為政府官員裡為數不多的實名認證用戶,他的粉絲量已經超過百萬。在微博上,他關註時事,評論熱點,傾聽廣大網民的聲音,為自己的工作打開瞭一扇通往基層的窗口。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以文化情懷關註社會人生。“作為政府官員,開微博是探索一種新的形式。在微博上表達自己對關註事物的看法,給特定人群提供他們需要的信息,這些有的與我的工作有關。同時,網民的看法、評論、意見和建議也幫助我瞭解更多市場和基層的情況。這種作用是雙向的。”庹祖海說。前段時間,主持人崔永元“大罵”湖南省教育廳。面對名人們在新媒體中以微博為陣地的發難,地方政府必須直面挑戰。人民網輿情檢測室認為,地方政府應嘗試積極努力地與以“崔永元”為代表的“意見領袖”交往,這不僅考驗政治智慧,更是在創新社會管理的大環境下考驗政府部門應對輿情的媒介素養。用好名人,巧借“名人意見場”的強大磁力,不失為創新社會管理的一條路徑。2011年下半年,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潘石屹在其微博中連續轉發美國駐華大使館有關北京空氣質量監測數據, PM2.5、PM10,這兩個極其專業的環保領域的術語迅速為市民所熟知。從10月底開始,北京環保局新聞發言人“巴松狼王”杜少中和潘石屹在微博上唇槍舌劍,“火藥味”十足。11月10日,杜少中主動邀請潘石屹參觀北京市環保局空氣質量監測中心,專門為其介紹北京空氣檢測情況和過程。此舉“征服”瞭潘石屹。潘石屹在微博中直播瞭自己參觀的全過程,當即“倒戈”,甚至還調轉“槍頭”幫助北京市環保局呼籲美國大使館前來接觸。幾條微博發出後,潘石屹當時的750萬粉絲的態度,基本跟著轉變,網絡輿論從此走向冷卻。通過團結和做通“潘石屹們”的工作引導網絡輿論,勢必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網絡時代,影響有影響力的人,必將成為社會管理的有效手段。金兼斌建議,政府在出臺新政或者處理敏感問題前,要與公眾人物互動溝通,傾聽意見、獲得理解。他認為,“名人意見場”對於整個民意表達具有正面積極的意義,對於創新社會管理是一種契機。政府如果把名人們代表民眾關註的問題和建議,看做工作的重點和解決問題的思路,管理水平將大大提升。“今天,遇到網上熱點,不能簡單地封堵輿論,而需要積極地發聲。培養體制內意見領袖也應當成為有效引導網絡輿論的方法之一。”有專傢建議,黨政機關和領導幹部的個人實名微博應加強互動,包括政務微博與普通網友、網絡名人的互動,政務微博間的互動,學習“意見領袖”聲氣相求的本領,營造正面輿論場的“聯合艦隊”優勢,改變政府工作在微博輿論場經常處於被“圍觀”和批評的局面,打響微博時代政府公信力的保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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