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村莊500戶100多人患塵肺病 壽材需4年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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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西村莊500戶100多人患塵肺病 壽材需4年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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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塵肺病人的妻子站在自傢門前

一個失去兒子的老人坐在房前

一個臥床不起的塵肺病人

  原標題:不能呼吸的村莊

  本報記者 楊海

  □這個不足500戶傢庭的村子,有100多個成年男性患瞭塵肺病。

  □42歲的郭秀芹先後嫁瞭三任丈夫,前兩任都因塵肺病去世,而現任丈夫也剛剛被確診為塵肺病。

  □隻有5個人的村委會,其中3個都是塵肺病人。

  □在這個死氣沉沉的村子裡,醫生鄭忠友是最忙碌的人瞭。塵肺病人嗓子裡的“吼吼”聲壓過小孩的哭鬧聲,成為診室一整天的背景音。

  在石佛寺村,醫生和木匠是最忙碌的兩種職業。

  村裡的旅館已經半年沒住過人,小賣部老板坐在門口嗑著瓜子,隻有不遠處的診所裡擠滿瞭正在輸液的病人。木工作坊裡的電鋸聲成瞭村子街道上唯一的聲響,大部分時間,木匠都在給村裡的男人打造壽材。

  這個藏在陜西山陽縣的秦嶺深處不足500戶傢庭的村子,有100多個成年男性患瞭塵肺病,就算日夜不停,他們的壽材也需要4年才能做完。

  在小診所裡輸液的塵肺病人都清楚,死亡就在不遠處等著。他們大多已經錯過瞭洗肺時機,也沒錢換肺,隻能任憑肺部一點點地纖維化,最後變得像塊石頭。

  在他們之前,塵肺病已經奪走瞭村裡28個年輕的生命。它讓一個父親失去3個兒子,讓一個妻子失去兩任丈夫。而這樣的命運很快就會在村子裡復制,一些老人將失去所有兒子,上百個女人成為寡婦。

  在石佛寺村,不管在門前還是路邊,幾乎跟每一個偶遇的中年男人說上幾句話,就能聽到他們“噗哧噗哧”的喘氣聲。就連村委會的5個幹部,其中3個也正經受著塵肺病的折磨。

  “一個大老爺們兒,什麼都幹不瞭,活著就是個累贅。”診所裡,一個正在輸液的塵肺病人因為劇烈咳嗽憋紅瞭臉,從嗓子眼裡擠出來這句話。

  離傢的那天,車廂擠滿三四十個年輕人,大傢抓著鐵柵欄,迎著風大聲吆喝:“狗日的,老子要去掙錢嘍!”

  2015年12月中旬的一個早晨,石佛寺村看上去和其他留守村莊沒什麼兩樣:半山腰的梯田上,老人正緊握著犁把,踉蹌地跟著兩頭耕牛前行;女人背著竹簍,準備上山砍過冬的柴火。

  直到太陽漫過山頭,氣溫開始上升,村裡的中年男人才忽然從各傢院子裡冒出來。他們慢悠悠地拎著凳子走到門口,瞇著眼曬起太陽。比起往年,這已經是暖和的冬天瞭,他們想抓緊享受這“救命的天氣”。

  這個時候,山下的診所也熱鬧起來,幾個大人抱著小孩坐在診室中間的火盆旁,他們周圍是裡外幾層的塵肺病人。這個不到30平方米的小房子裡豎滿瞭輸液架子,每個架子上都掛著三四個藥瓶。在病人和錯亂的輸液管間,醫生鄭忠友隻能側身低頭行走。那些來得晚的病人,不得不在診所外面的空地上接受治療。

  在冬季,這是診所裡每天都出現的場景。

  塵肺病人嗓子裡的“吼吼”聲壓過小孩的哭鬧聲,成為診室一整天的背景音。雖然已經進入“二九”,這些塵肺病人仍然憋得滿頭大汗,有人緊閉著眼使勁兒往後仰著頭,有人俯下身伸長瞭脖子。

  “這口痰憋得啊,氣管像一根針那麼細。”一個病人指著自己的喉嚨,皺著眉頭說。

  這樣的場面,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鄭忠友還記得,他第一次發現這種“怪病”時,村裡的男人正一撥接一撥地奔往位於陜西東南的洛南縣打工,他們幾年前發現瞭那裡的一傢金礦。

  “極易傷風感冒,力氣也越來越小。”鄭忠友皺著眉頭回憶患者的癥狀,“比普通感冒療程要長兩倍以上。尤其是秋冬季,診所裡感冒發燒的成年男人比兒童還要多”。

  王書國更不知道原因。他隻知道,那些從礦上回來的人穿著藍色的確良中山裝和綠色解放鞋。他們身後,孩子嘰嘰喳喳地玩著爸爸帶回來的玻璃球。“大隊書記都沒他們氣派。”王書國感嘆。

  彼時,遍佈全國的礦山上,開礦的爆炸聲正隆隆作響。王書國懇求鄰居帶他下礦,為此他甚至“咬著牙給人買瞭一條煙”。

  離傢的那天,他卷著被子,一路跑到十幾公裡外的鎮上,然後輕快地跳上“大解放”卡車。車廂擠滿三四十個年輕人,大傢抓著鐵柵欄,迎著風大聲吆喝:“狗日的,老子要去掙錢嘍!”

  他向母親保證“絕對走在您後面”,但他沒有告訴母親,就在這個冬天“最冷的那天”,他分明看到自己咳出瞭血塊

  1996年,就在王書國在礦上滿心歡喜地幹活兒時,正在函授本科的鄭忠友在醫學書中得知一個新名詞:塵肺病。他突然明白,村裡的“怪病”原來是與礦井有關。

  20多年間,鄭忠友治療塵肺病的消炎藥換瞭好幾茬,救命的強心針也用過瞭“上百支”,但沒有什麼能阻擋死亡的陰影逐漸壓向整個村子。

  他接到過無數次塵肺病患者傢屬的電話,記得半夜裡那些“丟瞭魂兒一樣”的求救聲。村裡人都清楚,半夜響起的摩托車轟鳴聲,一定是鄭忠友正在趕往某個塵肺病人傢中。

  這些需要在傢治療的病人已經很難下床,需要日夜守著制氧機,他們的生活半徑,隻是一條幾米長的橡膠管。

  到瞭晚上,因為發熱,制氧機每隔幾十分鐘都要暫停工作5分鐘,這時他們隻能把碗口粗的管子罩在燒開的熱水壺上,用水蒸氣代替氧氣。

  “熱氣能把喉嚨裡的痰化開。”一個病人指著自己的喉嚨說。

  因為躺下就會憋得無法呼吸,他們隻能整夜靠在墻上休息。即便這樣,他們也可能隨時被突如其來的咳嗽或憋氣驚醒,“每晚最多睡兩三個小時”。

  這種折磨已經讓村裡的8個塵肺病人選擇瞭自殺。其中一個下肢癱瘓的病人,為瞭上吊,把自己掛在卷拉門上,然後用遙控器把鐵門升起。

  王書國的侄子王傳堂也目睹過自己的哥哥自殺。2002年,哥哥吞下3大包老鼠藥,在他面前“整整抽搐瞭十幾分鐘”後,痛苦地死去。

  這個場面讓王傳堂“十幾天都睡不好覺”,但同樣患有塵肺病的他,有時也會羨慕哥哥,“傢裡的負擔輕瞭,女人趁年輕也能再找個好人傢”。

  “爹娘隻剩我一個兒子瞭,我今天死,明天他們就活不瞭。”王傳堂把自己能夠活到現在的原因歸結為“心態好”。 兩位年過七旬的老人就住在院子的偏房裡,大兒子去世後,他們多數時間都沉默不語。

  每天睡覺前,因為適應不瞭晚上的涼氣,王傳堂會連續咳嗽兩個多小時。這個時候,他的母親會一直站在窗外,直到聽不到兒子的咳嗽聲。

  王傳堂知道這些。“我娘做不瞭什麼,但她一句‘你沒事吧’,我心裡就好受得多。” 他別過頭,紅著眼睛說。

  他向母親保證“絕對走在您後面”,但他沒有告訴母親,就在這個冬天“最冷的那天”,他分明看到自己咳出瞭血塊。

  王書國沒有那麼多負擔。他的父母早已去世,兒子也已經成傢,現在他考慮最多的事,就是如何死去。

  他經常看著門前那段不足100米的山路,推測自己剩餘的生命。“山下兩個塵肺病人,需要歇兩次才能走完這條路之後,不到一年就死瞭。”他張開手臂比畫路的長度,“我現在也要歇兩次,活不過明年冬天瞭。”

  王書國也目睹過大侄子服毒時的場面,這讓他打消瞭喝藥自殺的念頭。“農藥都買好瞭,但是看到他痛苦的樣子,我害怕。”他也嘗試過割腕,可是割到一半,又覺得“太疼”,停瞭下來。

  最終,他設計瞭一套滿意的自殺計劃。“煤氣。”他指瞭指腳下的火盆,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

  這些每次回傢都會杯盞交錯,大笑著談論掙錢的男人,幾乎一夜之間都蒼老瞭

  在鄭忠友的診所裡,和輸液的塵肺病男人一樣多的,是陪伴他們的妻子。這些女人中,郭秀芹是最常出現的一個。

  這個42歲的女人先後嫁瞭三任丈夫,前兩任都因塵肺病去世,而現任丈夫也剛剛被確診為塵肺病。

  她還記得,1998年,第一任丈夫李光山曾去市裡的醫院檢查過。醫院沒告訴他什麼病,隻是說時間不多瞭,讓他“回傢後啥好吃啥,啥好穿啥”。

  從醫院回傢後,李光山少見地帶回瞭禮物。

  “給我買瞭一輛自行車,給孩子買瞭一箱方便面。”郭秀芹垂下眼瞼,放緩聲調說。

  那個時候,每個傢庭都在積累財富,整個村子還沉浸在“過上好日子”的希望中。村裡的年輕女人也不再隻會埋頭勞動,她們有的換上瞭鮮艷的衣服,有的甚至塗上瞭口紅。25歲的郭秀芹也開始覺得“原來活著這麼有意思”。

  這個被村裡人稱作“美女”的女人當時並不知道,那兩樣貴重的禮物並非她幸福生活的開始,而是她作為塵肺病人妻子漫長日子的起點。

  3年後,李光山成為村裡第一個因塵肺病死亡的男人。

  李光山去世兩年後,郭秀芹改嫁給瞭丈夫的二哥李光秀,可很快,李光秀也因塵肺病臥床不起。在經歷半年“整日整夜的哀嚎”後,他在一個冬日下午,“吞下一整碗排骨湯,頭一低就死瞭”。

  這時郭秀芹已經習慣每天晚上隨時起床,給丈夫喂水,也習慣瞭在山上砍柴時,中途跑回傢給需要“少食多餐”的丈夫做飯。她甚至習慣瞭“每天看著一個人承受這麼大的痛苦”。

  如今,她坐在自傢院子裡,皮膚枯黃,眼泡浮腫,頭發胡亂地散在肩上。她把剛剛砍下的幾捆樹枝碼成一排,然後生火洗菜。一旁的現任丈夫正在看著對面的大山,曬著太陽。

  “過去男人對我來說就像大樹,現在對我來說可有可無。”郭秀芹擺弄著手中的菜葉,淡淡地說。

  李光山死後,村裡越來越多從礦上回來的男人開始“連傢門口的上坡都翻不過去瞭”。

  他們很快都確診瞭自己的病情。這些每次回傢都會杯盞交錯,大笑著談論掙錢的男人,幾乎在一夜之間都蒼老瞭。有時他們也會圍在火爐旁聊天,隻不過,這時的話題已經變成“肺氣腫”“肺大泡”,還有“肺穿孔”。

  他們這時才知道,那些數年前就被吸入肺泡的灰塵,在肺裡沉積,最終會要瞭他們的命。

  “鉆機一開,整個礦道裡全是灰塵。”王傳堂咧咧嘴,描述在礦上的工作場面,“100瓦的燈泡,隻能看到紅絲”。

  每次從礦道出來,他吐出來的都是“黑疙瘩”。在農村見慣塵土飛揚的王傳堂,全然沒把這樣的環境放在心上:“不就是點灰麼,兩口痰就全吐出來瞭。”

  在金礦,工種是分等級的。“背腳”的負責把礦石背出礦道,“碴工”是用礦車清理炸碎的石頭。最掙錢的是“鉆工”,上世紀90年代初,打一天鉆可以收入50元。他們負責在礦道截面上打洞,是接觸粉塵最多的工種。

  和村裡的同齡人一樣,在從醫之前,鄭忠友也在金礦打過3年工。在先後做瞭1年多的“背腳”和“碴工”後,他終於抱上瞭鉆機。

  可當他揣著打鉆4個月掙來的幾千塊錢回傢過年時,在從礦上下山的路上,被劫匪搶得身無分文。“又餓又冷,搭瞭一個星期的順風車才到傢”。

  這次“真刀真槍”的經歷讓他再也不敢踏進礦山,轉而重新拾起“做醫生”的夢想,在傢自學醫術。

  如今,在“接觸過村裡九成以上的塵肺病人”後,他時常感嘆“還真得感謝那幾個搶我的老鄉”。

  “如果在礦上再多待幾個月,我可能早就死瞭。”坐在診所裡整潔的辦公桌旁,這個戴著眼鏡正在開處方的醫生抬起頭,挑起眉毛說。

  鄭忠友不是村裡唯一“幸運”的人。在那個所有人“做夢都想上礦”的時候,村裡有些“頭腦不太靈光”的人寧願在傢“借錢生活”,也不願出門打工。

  那時每到過年,親戚鄰居一塊吃飯時,這些“窩囊人”甚至都不會被請上臺面。從礦上回來的王傳堂也承認,自己“從來沒正眼看過他們”。

  “現在他們至少有個好身體,都去建築隊打工,傢裡早就蓋上樓房瞭。”王傳堂坐在自己的土坯房前,指著山下新蓋的樓房說。如今,他後悔自己當初沒能“懶一點”,“要飯都比去礦上強”。

  “誰有我可憐?”王書國從椅子上站起來,“我沒房子,來看我的志願者也少。”

  這個冬天的每個周末,王傳堂都要“追著太陽生活”。上午,太陽漫過東面的山坡時,他拎著凳子走出陰冷的屋子,開始坐在門口享受陽光。到瞭下午,因為西面的山太高,王傳堂開始跟著未被遮去的陽光,在一條弧形的軌跡上移動。不到下午4點,他已經被逼到院子的角落,那是最後一縷陽光照射的地方。他抬頭看看快要消失的太陽,無奈地提起板凳走進屋裡,蜷縮著身子坐到火盆旁。

  3個月前,這個“追太陽的男人”曾坐在村委會的辦公室裡,盤問前來采訪塵肺病的中國青年報記者,查驗記者的證件。那時他靠在椅子上,揚起下巴,眼神裡充滿不屑,絲毫沒有一個塵肺病人身上常見的虛弱。“證件看不清,不能采訪。”他最後認定。

  “幹部要有個幹部的樣子。”提到阻攔記者采訪的事,去年年初剛當上村委會文書的王傳堂忽然嚴肅起來。

  他把當上村委會幹部當作“這輩子最後的榮耀”,隻是他不知道這份榮耀還能持續多久。鎮上每兩個星期一次的例會讓他吃不消,騎著摩托車來回行駛30公裡的山路,“太容易感冒”。

  鎮政府的會議室在3樓,因為不想讓人看到自己氣喘籲籲的樣子,他“每次不是第一個到,就是最後一個到”。

  事實上,這個隻有5個人的村委會,其中3個都是塵肺病人。工作中,他們跟普通的村幹部沒有太多區別。在石佛寺村民的議論裡,他們總是跟低保、養老保險、村工程等話題聯系在一起。而在那次3個月前的采訪中,正是另外兩個患有塵肺病的村幹部把記者架到摩托車上,帶離村子。

  這些幹部工作的村子,原本是個小鎮。2014年年底原石佛寺鎮被撤掉,由之前鎮政府附近的兩個自然村合並成現在的石佛寺村。

  從山陽縣城出發,公交車在回形針般的山路上行駛4個小時後,才能到達石佛寺村。在這條3年前才修通的公路上,全程隻遇到瞭個位數的車輛。

  村口豎著一塊石牌,上面刻著:陜西省扶貧開發工作重點村。

  這個曾經的鄉鎮,隻有兩排不到200米長的門面房:一側是建於上世紀80年代的土房子,另一側則是與公路一起修建的二層樓房。

  清晨,整條街上,隻有幾個老人和中年男人在馬路邊圍在火堆旁烤火,相互沉默。

  撤鎮之後,街上唯一一傢旅館生意急轉直下。“大半年隻有不超過10個客人,都是志願者和來采訪的記者。”老板娘張開手掌,比畫著說。

  在這個死氣沉沉的村子裡,醫生鄭忠友是最忙碌的人瞭。

  “現在村裡誰都沒他有錢。”一個正在室外輸液的病人,望著馬路對面的診所感嘆道。

  鄭忠友的診所坐落在一個現代化的小區裡,與土房子的舊街道隔著一條河,幾排6層高的住宅樓樓頂立著幾個大字:“陜南移民搬遷工程”。那裡路燈、廣場、健身器材等設施一應俱全。鄭忠友小區裡的鄰居,大部分是在建築隊打工的人和煤窯的礦工。

  小區也是石佛寺村的塵肺病人議論最多的話題之一。幾年前他們打贏瞭跟金礦的官司,每人獲得1萬元到5萬元不等的賠償金,幾個塵肺病人用這些錢在小區裡買瞭房。

  “80平方米的房子隻要兩萬元,省點看病錢,給孩子留個房子。”王傳堂也買瞭一套,但始終沒錢裝修。

  對於那些沒在小區買房的病人來說,有瞭房子的人,根本不夠“困難”。

  “誰有我可憐?”在自傢的土房子前,王書國激動得從椅子上站起來,“我沒房子,來看我的志願者也少”。

  在石佛寺村,幾乎每個塵肺病人都會抱怨自己遭遇的不公:有人病情沒有自己嚴重,卻從志願者那裡多得到一桶油;有些人在山下買瞭房子,但還享受低保……

  “虛偽。”王書國想瞭一會兒,說出瞭這個詞。

  和叔叔不同,王傳堂說他不在意這些得失。“志願者送的是愛心,咱不能強求。”他揚起手在空中繞瞭一圈,“你看我傢前後左右的鄰居,都有人給他們送瞭制氧機,就我沒有”。

  在塵肺病人的抱怨中,郭秀芹是被議論最多的人。她在去年10月被媒體報道後,村裡幾乎所有塵肺病人談到她時,都會連忙擺手,小聲嘀咕:“嫁瞭3個男人都是塵肺病,花死人錢唄。”

  “她傢裝的可是防盜門。”提到郭秀芹,有人撇瞭撇嘴說。他指瞭指自傢的房子,上面嵌著的還是20年前的木門。

  有人猜測:“她帶著記者到村裡,自己肯定收瞭不少好處。”

  這讓郭秀芹心寒。她還記得,村裡人原本不是這個樣子。那時還沒有人患上塵肺病,雖然貧窮,但每到冬天大傢都會圍著柴火堆聊天。誰傢有個困難,借錢借糧也不過是一句話的事兒。

  更重要的是,那時她還對未來充滿瞭希望。

  “時間長瞭,就不管他們有沒有病瞭。”一個健康的村民說

  郭秀芹的第二任丈夫是2011年去世的,那是村裡塵肺病患者死亡最多的一年,一共8人。也就在這一年,他們工作過的陳耳金礦“被掏空瞭”。因為很難再煉出黃金,礦山最終被承包給瞭私人。

  礦工們還記得當時的情景。30年前,這個金礦的第一聲爆破響起後,一批批年輕農民從全國各地源源不斷地湧進礦道。幾年後他們走出礦道時,卻都拖著虛弱的身體。石佛寺村的男人,也隻不過是這些不斷更替的年輕人中的一小部分。

  王書國和他工友也曾作為數據,被寫進衛計委《2014年全國職業病報告》裡。報告稱中國有70多萬塵肺病人。

  這些塵肺病患者中,有人是煤炭工人,他們挖出的煤炭裝滿一列列火車,再被運到電廠、鋼廠,最終轉化為不斷上升的GDP。也有人是建築工地的風鉆工,他們鉆出的樁孔,被灌註水泥後,成為一座座摩天大樓的支柱。

  可這些與他們都沒什麼關系,他們隻能在無法勞動後回到農村的傢,用逐漸變硬的肺艱難呼吸。

  王書國也一直守著自己的傢,那裡有3間土坯房子,一頭見人就嗷嗷要食的豬,還有4隻到處尋找饅頭屑的瘦雞。

  2004年查出塵肺病時,這個傢就是現在的樣子。礦上打工存下的積蓄沒有換回一塊瓦片,隻有堆滿床頭的藥瓶子。

  “好在醫保可以報銷一部分醫療費瞭”,王書國感嘆著社會的變化,“這是最好的政策。”

  可這個政策也無法支持他越來越難的呼吸瞭。據原衛生部的數據,自上世紀50年代建立職業病報告制度以來,中國已有累計超過14萬人死於塵肺病。

  也許病人太多,也或許見證過太多次死亡,在石佛寺村,塵肺病似乎已經不那麼令人恐懼瞭。兩個患塵肺病的村幹部每天仍然要騎著摩托車巡視村子,一個剛過30歲的病人也會在酒桌上喝得酩酊大醉。

  “時間長瞭,就不管他們有沒有病瞭。”一個健康的村民說。

  醫生鄭忠友也已經熟練掌握瞭塵肺病治療的方法。“必須固心,他們很多都是死在肺心病上。”他一本正經地說,診室裡兩個正在輸液的塵肺病人,正安靜地坐在椅子上。

  1988年,高中剛畢業的鄭忠友和老鄉一起去河南“偷礦”。有一次,他背著滿袋子的礦石往山下狂奔時,看到瞭半山腰上正在轟鳴的大型機械。打聽得知,這是剛投產不久的陳耳金礦,在懇求下,他最終留下做瞭“背腳”。

  那時鄭忠友還不知道,他是石佛寺村第一個發現陳耳金礦的人。

  當時在傢一天隻能掙不到1塊錢,而金礦的工錢每天有10元。鄭忠友迅速把這個消息告訴瞭村裡人,他以為,自己的新發現,將會給全村人帶來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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