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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談學者掛職司法機關:應警惕獨立監督軟化

媒體談學者掛職司法機關:應警惕獨立監督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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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法律學者掛職司法機關,有利於加強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對提高司法水平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要警惕掛職後獨立監督軟化甚至消失的可能。
當法學傢成為“法官”法律學者掛職司法機關,有利於加強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對提高司法水平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要警惕掛職後獨立監督軟化甚至消失的可能本刊記者/閔傑(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在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女掌門人”薛剛凌的百度個人介紹頁面中,其中“社會兼職”一欄,新增瞭一個帶有“官方背景”的身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副庭長。這個新身份的獲得不滿兩周。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通過一批人事任免名單,三位知名法學專傢首次被任命為最高人民法院相關業務庭副庭長。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薛剛凌被任命為行政庭副庭長,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盧建平被任命為刑三庭副庭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民商法教研室主任姚輝被任命為民一庭副庭長。薛剛凌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如此高規格、正式的任命讓她有些意外,“以前也有過各種掛職任命,但感覺這是最正式的一次,經過瞭最高權力機關的投票任命,感覺責任重大。”“這種做法值得鼓勵,能讓學界和實務界有一個知識上的互動。”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副部長、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對《中國新聞周刊》表達肯定的同時也提出警示,不能因為這種互動機制的建立,而抹殺瞭實務界和學界正常的分歧和批評,“某種意義上講,法學必然要獨立於司法。我希望是因為分工的不同而產生批評,而不是因為利益的不同而產生批評,然後去協調這些利益。”探索“雙向交流”強化法院與政法學院間人才和業務交流的動議早已有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曾在2011年3月的一次會議上稱此舉是為“充實審判力量,提高司法水平”。201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專門出臺指導意見,要求通過“走出去、請進來”等多種方式,建立人民法院與法學院校的雙向交流機制。加強人員相互交流是指導意見的核心內容。意見明確,各高級人民法院可定期從法學院校選派2至3名優秀專傢、學者到各級法院掛職鍛煉,擔任相應領導職務,參與人民法院的審判或調研工作,具備條件的可列席審判委員會。此次三學者掛職最高院,使上述構想得以落地。這三位法學專傢均具有教授職稱和博士生導師資格,且均是“60後”。從專業背景看,薛剛凌、盧建平、姚輝分別為行政法學、刑法學和民商法學領域的知名學者,而掛職單位也分別與各自的專業背景相對應。不過,對於整個遴選程序和具體細節,受訪專傢並不願意多談。盧建平以“還未正式到任、不方便說”為由婉拒瞭采訪,他還表示,最高院政治部也“打過招呼”,希望他們“正式走上崗位之後再說”。“在遴選程序上,最高院應該是有一套嚴格的程序,但具體細節我也不是特別清楚。”薛剛凌推測大概有兩個標準,一個是年齡,不能太年輕;另一個則是專業背景。此次三名專傢的掛職期限為兩年,掛職形式也相對靈活,並不脫離原有教學崗位。對於工作的具體內容,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曾透露,這些掛職專傢主要參與審判工作研究、審判經驗總結、司法政策制定、司法解釋的論證以及指導性案例的匯編。從最高檢到最高院事實上,請學者走進“官場”掛職,在檢察系統已有多年實踐操作,而最高人民法院則是首次嘗試。1994年,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引進學者掛職制度,到2008年底,北京18個區縣院和2個分院全都有學者擔任掛職副檢察長。經過在基層十多年的實踐,最高檢下決心將掛職這一模式推廣到全國檢察機關。2006年7月,最高檢嘗試開放三個副廳級職位引入學者擔任。因掛職職位之高,此舉在法律界影響頗大。首批被選中的三位教授是中國人民大學何傢弘,任瀆職侵權檢察廳副廳長;中國政法大學趙旭東,任民事行政檢察廳副廳長;北京師范大學宋英輝,任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首批三位學者到期重返教壇之後,在2009年,最高檢又任命法學教授李希慧、張明楷、湯維建出任第二批掛職副廳長。翻閱當年的媒體報道可以發現,此事在當時引起極大關註,甚至爭議。而媒體評價也呈兩極分化,有媒體認為這是最高檢歷史上的第一次,具有開創意義,也有評論認為此舉背後政治意義深刻,甚至有人稱三位到最高檢掛職的法學傢是“紅色理論傢”。爭議的背後,與當年曠日持久的關於取消和削弱法律監督權(檢察權)的爭論有關。在不少學者認為法律監督職能應該從檢察機關剝離,檢察機關不能既是公訴人,又行使法律監督權。這場被形容為“驚心動魄”的爭論隨著2006年5月中共中央11號文件的下發而告一段落。《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工作的決定》明確提出,檢察機關是國傢的法律監督機關,是司法機關。在當時的一些媒體報道看來,這場爭論直接導致瞭最高檢引進學者加強法律監督的理論研究。時任最高檢政治部主任的張建軍曾說,“這是檢察系統的一種統戰工作,有利於高校、科研單位專傢瞭解檢察工作,建立感情,增進共識。”“不能因為有學者對制度的批評,就把學者拉進去做官,這是一個政治考慮,而非長遠安排。”強世功對《中國新聞周刊》直言,如果是那樣的出發點,則沒有任何意義,反會成為政治和學術最醜陋的地方,變成相互之間的一個交易。法律共同體?“這種模式如果能夠運用的好,對學術界和司法界都有一定好處。”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目前這種“雙向交流”已經非常普遍,總的來說沒什麼壞處,但對於解決中國司法行政化問題意義不是太大,“這種交流通常是小規模,而且學者過去也不是擔任法官,隻是擔任一個領導。”而在薛剛凌本人看來,這是一項值得嘗試的互動機制,有助於在實務界和學界之間尋求更多共識,“在國外,例如澳大利亞,有很多研究型機構,性質是政府機關,但有一部分人員是學者,另有一部分來自實務部門,兩個群體走到一起,做深度調查研究,然後出臺一個決策建議,這樣的好處是容易達成共識。”“現在是各說各的理,分裂性很強,相互不瞭解、相互不信任。我們國傢需要一種共識平臺,這種交流機制很重要。”薛剛凌說。有法學界人士認為,在形成法律職業共同體方面,我國還存在許多制度和人為壁壘,法官、檢察官、律師和法學傢等各職業群體之間並沒有形成良性的交流機制,“職業割據”明顯,不能形成合力優勢。自從學者掛職檢察系統之後,也為一些學者打通瞭進入“官場”的通道。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黃京平“官學兩棲” 十餘年之久,現掛職北京檢察院第二分院副檢察長,之前掛職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副檢察長。還有人轉而從政,如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薑偉掛職北京海淀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後,調任最高檢刑事檢察廳副廳長、公訴廳廳長、黑龍江省檢察院檢察長,目前就任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這種制度設計和法律共同體有關系,但法律共同體的培養最主要還是通過共同的法學和法律,人員之間的交流並不重要。”強世功說。張千帆也持同樣態度,“共同體未必要通過人員的交換來形成。”在他看來,兩邊都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實質上對於建立共同體也許更好,“並不是指大傢成為一傢子才叫共同體,可以有不同的中心,各自有不同的視角,但是經常在一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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