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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馬爾科姆森與他的“9·11”私人回憶

斯科特·馬爾科姆森與他的“9·11”私人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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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15日,美國世貿中心廢墟“9·11”事件發生地,2001年9月11日“我走上佈魯克林高地,這裡到處都是灰塵、散亂的紙屑,煙霧彌漫,我再次聞到瞭那種味道,濕水泥、煙熏和塑料燃燒的味道。四處散亂的碎紙都來自倒塌的世貿中心:舊票據,商業信函,人事檔案,法律文件,每一片紙屑都曾經那麼重要,因為這就是我們每天的生活方式……在我們粉身碎骨之前。”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後“9·11”時代美國權力個人回憶錄》作者、《紐約時報》編輯斯科特·馬爾科姆森在書中對“9·11”事件發生當天的一段描述。《終結》一書囊括瞭作者本人在“9·11”事件後兩年內的個人經歷與見聞。作為一名紐約客,馬爾科姆森關於這場史無前例恐怖襲擊的個人創傷記憶,和作為媒體人冷靜、宏觀性的分析與記錄,交織在一起,形成瞭一種獨特的第一視點敘述,仿佛一臺便攜式DV提供的畫面,帶領讀者一同經歷10年前那個震撼瞭紐約市民、美國,乃至全世界的災難清晨和隨後那段動蕩不安的日子。正當這一襲擊事件的共同記憶,由於時間的不斷消逝而逐漸褪色模糊時,馬爾科姆森帶有強烈色彩的個人敘述,無疑擁有某種獨特的震撼力。“9月16日,紐約市政當局刊發瞭更新的地鐵交通線路圖,彩色線條在到達紐約市中心後,蜿蜒向東,避開瞭那個曾被稱為世貿中心的空白點。此前,當搭乘A號與C號線的乘客們駛過因搶險工程而被封閉廢棄的錢伯斯大街/世貿中心站時,列車長一直保持沉默……更多的轟炸,炭疽病毒信封,更多的真實或者臆斷的聖戰者恐怖分子會在黃昏活動的消息,每天都有屍體或者殘肢被從灼熱的廢墟中抬出來,消防員、警察和其他營救人員會站成兩排,向遺體敬禮,整個城市被尋找失蹤人員的告示覆蓋瞭,鋪天蓋地的蠟燭和鮮花,除瞭照片,每張告示上都詳盡地標有失蹤者的身高、體重和其他外貌特征。”“在經過40多年的‘冷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首先獲得瞭不可挑戰的優勢地位,然後又被這起前所未有的恐怖襲擊所震撼。”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高級研究員查爾斯·庫普乾在那本大名鼎鼎的《美國時代的終結》中這樣寫道:“基地組織通過襲擊世貿大廈和五角大樓這兩個美國經濟和軍事霸權的象征性地標,成功地挫傷瞭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對於全球化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控制的信心。”馬爾科姆森回憶說,在襲擊事件造成的恐慌和悲悼情緒過去後,一場漫長而激烈的爭論旋即開始瞭。《標準周刊》出版瞭一期由前《華爾街日報》編輯邁克爾·佈特撰寫的《美帝國真相》,宣稱:“這場恐怖襲擊,是美國投註力量和決心不足的結果,解決方案應該是目標更寬廣,實施更果斷。”對此,馬爾科姆森的評論是:“恐怖襲擊催生瞭一項帶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似乎唯一的目的竟然是消除別人自由上的限制,或者保護他們不被強加這些限制。”在許多美國外交政策和地緣政治研究者看來,“9·11”事件發生的時機實在是非常糟糕。隨著全球金融危機和衰退,美國在經濟等各個領域對於全球問題的影響力不可避免地下降瞭,由此造就瞭一種“最糟糕的組合”——吝嗇的國際主義與剛愎的單邊主義:“美國遠離與自身直接利益相關度不高的國際事務,而又拒絕在包括反恐戰爭等一系列自身涉入的國際事務中與盟友和他國進行平等合作。”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貝爾福國際政治研究所負責人格拉漢姆·埃裡森表示,喬治·佈什麾下的許多幕僚與策士,從理查德·切尼、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以及保羅·沃爾福維茨與約翰·博爾頓,都帶有鮮明的新保守主義與鷹派取向。盡管2001年“9·11”事件後,華盛頓似乎驟然熱衷於建立一個廣泛的國際反恐同盟,但這充其量僅僅是一種“菜單式多邊主義”——美國隻和盟友討論具體問題,從轟炸機的過境飛行權到後勤補給,同時在方針性決定上獨斷專行:2001年10月7日,美國開始對阿富汗進行軍事打擊的第一天,盡管當時的比利時身為歐盟輪值主席國,華盛頓居然沒有“撥冗”通知一下比利時首相蓋·維霍夫斯塔。次年一月,在國會發表的國情咨文中,佈什提出瞭“邪惡軸心”的概念,宣稱:“基地組織是薩達姆瘋狂和仇恨的延伸,伊拉克有能力在世界各地擴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使美國的一意孤行達到瞭史無前例的地步。其實,當時德國外長菲舍爾就公開表示“聯盟夥伴不是衛星國”,英國總理佈萊爾則直截瞭當地警告華盛頓,打擊伊拉克將帶來“難以想象的嚴重後果”。“身處這樣的環境,才促使我打算離開《紐約時報》,前往聯合國工作。”馬爾科姆森在接受本刊專訪時說,“在我看來,有兩種方法可以阻止戰爭的發生,一是改變總統的想法,另一個是求助於聯合國。”馬爾科姆森於是通過原紐約《金融時報》專欄作傢、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辦公室聯絡官愛德華·莫蒂默,成為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塞爾吉奧·維埃拉·德梅洛在日內瓦的助手。塞爾吉奧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後,被任命為安南駐伊拉克特別代表。“是否存在一種占領,對被占領國是善意的?”通過調查,在最終遞交給聯合國安理會的報告中,馬爾科姆森這樣發出疑問。他告訴本刊記者,他和塞爾吉奧一直在向安理會以及美國管轄下的伊拉克臨時委員會呼籲,任何外國掌控下的臨時權力機構,哪怕其存在多麼具有建設性,但對伊拉克民眾來說,都是一種外來壓迫的象征。2004年8月,馬爾科姆森離開瞭聯合國。8月20日,他在加拿大魁北克和傢人度假,在酒店大堂端起清晨第一杯咖啡時,讀到瞭包括塞爾吉奧在內的17名聯合國工作人員在巴格達一次自殺性炸彈襲擊中遇難的消息。“9·11”事件發生後,時任美國副總統切尼(右)和國傢安全事務助理賴斯(中)等在白宮召開緊急會議在《操控世界,國傢安全委員會與美國霸權的內幕故事》作者大衛·羅斯科普夫看來,“9·11”事件發生10周年之際,有兩件新聞事件深刻體現瞭它的深遠影響:首先是今年5月奧薩馬·本·拉登獵殺行動的成功;第二則是今年8月5日,當標準普爾宣佈將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下調不到24小時後,一架美國CH-47支奴幹運輸直升機在阿富汗被塔利班擊落,17名海豹特種部隊“第六中隊”成員喪生。羅斯科普夫說,這場長達10年的反恐軍事行動和已經持續瞭3年的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成瞭一對高度相關的孿生災難。充滿諷刺意味的是,上周,美國新任國防部長利昂·帕內塔宣佈,基地組織已經遭受瞭戰略性的徹底挫敗。然而在硬幣的另一面,卻是一組觸目驚心的數字:在阿富汗與伊拉克,已經有超過6000名美國士兵以及同樣數量的西方盟國軍人陣亡,平民傷亡數據大約在13萬人以上。2009年,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的統計,平均每月塔利班和其他抵抗組織武裝發動1200次不同規模的襲擊和恐怖行動,比上一年增長瞭65%。塔利班已經成功地滲入卡爾紮伊政府的阿富汗國防軍和治安警察部隊,並在34個省中的33個設立瞭“影子內閣”。而在美國境內,超過1200個政府部門和機構以及2000傢私人企業正在為美國的反恐、國土安全以及相關情報收集分析工作服務,每年國防預算超過4000億美元。正如查爾默斯·約翰遜在《帝國的悲哀》中論述的那樣:支奴幹運輸直升機事件解除瞭美國邁入帝國時代,成為新羅馬的最後一道保險鎖,並與美西戰爭的導火索“緬因號”事件一樣,成為美國全面升級其龐大軍事——工業復合體系的借口,這種建立全球范圍內毫無限制的單邊軍事霸權的祈求,既不會對全球一體時代產生新的穩定保證,也不符合美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在紐約世貿中心原址上建立的“9·11”紀念碑和紀念館於9月11日首次對外開放。圖為紀念光柱測試現場(今年9月7日)美國要學會以平等的方式與其他國傢、民族相處——專訪斯科特·馬爾科姆森三聯生活周刊:是什麼促使你下決心撰寫這樣一部將“9·11”前後個人創傷經歷和美國政府決策與公眾反應等宏大敘述相結合,囊括瞭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進程,聯合國決策等諸多事件的著作?馬爾科姆森:也許這是巧合的結果。在“9·11”事件發生時,我供職於《紐約時報》,負責撰寫專題評論。我也是一名普通的紐約客,能親身經歷並深刻地體認到作為一名紐約居民所能感受到的恐懼、驚慌。當然,我也有幸在這個歷史性時刻采訪和接觸瞭一些能影響美國外交政治決策的大人物,進而要求我在錯綜復雜中對大體上的局勢有一個判斷。這兩種看似截然不同的身份和帶來的不同體驗,促使我寫瞭這本著作。三聯生活周刊:很多美國外交和政治評論傢都認為,佈什政府誇大瞭“9·11”恐怖襲擊對國際政治結構和美國利益的沖擊,從而指出,華盛頓此後10年間單純以反恐為唯一優先考量標準制定的地緣戰略和外交政策為一大失誤。它不但導致瞭美國和傳統歐洲盟國的隔閡加深,也在中亞和中東制造出更多動蕩與不安定因素。請問你對這種觀點持何種看法?馬爾科姆森:“9·11”事件發生後,我相信很多人,包括華盛頓政府中的決策層,都和普通人一樣陷入一種強烈的情緒中,一些重大角色就在這種情緒中被選擇。2002年上半年,我和塞爾吉奧一起訪問白宮,見到瞭佈什總統和國傢安全顧問康多莉紮·賴斯。佈什總統有一種強烈地為伊拉克軍事行動辯護的欲望,他一再強調關塔那摩監獄沒有虐待俘虜的行為,按照他的說法,這是一種“不同的戰爭”,能“確保沒有人可以回到並消失在黑暗的網絡裡,然後有機會來殺害我們”。賴斯也曾聲稱,“我們想要鏟除恐怖主義,就像當初我們鏟除奴隸制一樣”。盡管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在“9·11”事件後的10年中不斷地遭質疑,但似乎他們對自己政策的信心從來沒有動搖過。在我看來,華盛頓似乎從未意識到自己奉行的是不折不扣的“單邊主義”。誠然,在索馬裡、科索沃的軍事行動被賦予瞭人道主義動機,邁克爾·佈特認為,既然動機正確,那麼就擁有瞭某種“單邊保護責任的特權”。從某種意義上說,我不認為佈什政府刻意蒙蔽瞭世界和美國公眾,有意誇大瞭恐怖主義的威脅,他們僅僅是沉溺在自己的判斷中,堅持認為自己正確。今年9月8日,紐約市民紀念“9·11”遇難者三聯生活周刊:能給我們簡單勾勒一下“9·11”事件發生後,美國民意變化的趨向麼?在你的敘述中,我們明顯能看到美國民眾和媒體輿論對於此次恐怖襲擊發生的原因,以及民眾與政府該如何回應等問題上存在著截然對立的觀點,而你個人從一開始就鮮明地反對伊拉克戰爭等一系列美國政策,是什麼導致你這樣的立場?馬爾科姆森:在恐怖襲擊發生後,《紐約時報》每天都會收到成百上千封來自全美各地的投稿和信件,出乎意料的是,大部分都是關於美國一貫的全球政策如何成為引發恐怖襲擊導火索的反思——軍備問題、全球化引起的宗教激進主義的反彈;美國偏袒一方的中東政策、單邊主義,還有一些是對於政府在預警防備方面失職的探討。大多數作者認為,在報復問題上,我們應該謹慎行事,這些當然不是在為恐怖分子辯護,而是我們從更宏大的框架對其起源進行更好的理解——查找那些我們引發別人憤怒的政策,並努力修正它。確實,在世貿雙子中心倒塌後的短期內,美國國內形成瞭一股前所未有的輿論共識,要求對這次襲擊有一個迅速、強硬的回應,以徹底杜絕此類事件再發生。然而,隨著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長期化,以及傷亡數字和投入資源的攀升,美國公眾很快意識到這個方案並沒有他們期待得那麼有效。從我個人而言,我之所以一開始就對這種大規模軍事入侵方案不抱信心,一是很難從歷史上找到類似成功的例子,二是因為媒體人的職業懷疑:政客們總會隱瞞什麼,我們知道政府瘋狂地試圖在伊拉克和恐怖主義之間建立聯系,而這些努力都失敗瞭。當炭疽病毒信件襲擊來臨時,任何證明其與伊拉克有關的搜查都以空白告終,一份關於“9·11”襲擊者穆罕默德·阿塔與伊拉克特工在佈拉格會面的調查報告看上去相當蒼白無力,而伊拉克戰後,聯軍始終也沒有在那裡找到他們一直宣稱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三聯生活周刊:在你的著作的第二部分,你對自己在聯合國的新職位,以及整個聯合國試圖在伊拉克重建中擔負的責任都評價不高,你的上司塞爾吉奧·維埃拉·德梅洛似乎扮演瞭一個註定失敗的孤膽英雄的角色。請問,在你來看,這一切的原因何在?馬爾科姆森:這段工作經歷充滿瞭無力和挫折感,總體上是因為聯合國一些部門的官僚主義,做出某項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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